重庆市地主电子税务局(重庆市地方税务局电子税务局)

参考资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张斌《江南名探》

至1952年底，上海市公安局配合上海市军管会/华东军区基本肃清了上海市以及上海周边县区的盗匪，还给了上海市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上海的警务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4年阴历12月23日（阳历1955年1月16日）中午，当时上海有名的农贸集市——曹家渡三官堂桥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因为当时已经接近春节，人们都来到这里购买年货，因此人和人之间摩肩接踵。这时，两个人抬着一只竹篓由南朝北从三官堂桥上走下来，走在前面的是个年轻人，走在后面的是个中年人，竹篓看起来很重，累得这两个人满头大汗。下了桥后，他们在路边停了下来并将竹篓放在地上（地点在苏州河北岸的光复西路1185号中纺二厂后大门8.5米处），中年人跟年轻人说了几句后就离开，说是去探路；而年轻人则留在马路边整理竹篓上松开的绳结。

老照片，横跨苏州河的三官堂桥

年轻人整理竹篓的举动引起了刚结束上午的收税工作、准备回家的税务局税务员朱惠庭的注意（三官堂桥位于苏州河上，曹家渡口农船拥挤，农副产品不经税卡可以从这里直接上岸抬上街贩卖，所以这里偷税漏税者很多，因此税务局派了大批的税务员在这里查税收税），看见一个小青年正在路边摆弄半人高的竹篓，职业本能让他怀疑这人可能是偷税漏税的，他自上海解放后就在税务局工作，至今已经有了5年多的工作资历，揪出了不少偷税漏税的不法分子。因此朱惠庭走到年轻人身边问：“喂，你的竹篓里装的是什么？”

50年代初的税务员合影老照片（与本案无关，但可以以此表现当时税务员的精神面貌）

“装……装的是……咸肉。”

“咸肉？有没有税单？！”

“有……我……”

“拿出来看看。”

“好，好，我拿给你看。”不过，年轻人在口袋里掏了老半天，却什么都没掏出来，“同志，实在对不起，刚才出来的匆忙，税单放家里忘拿出来了，我这就去拿。”说完，年轻人转身就想走。

“慢走！”朱惠庭厉声大喝道。

小青年身形一怔，脸色惨白地问：“怎么？”

“还有一个人呢？”

“解溲（小便）去了，我在这儿等他呢。”

“你家住哪儿？”

“就在桥对面的弄堂里。”

“好，你要快去快回，没有税单要罚款的。”

“我懂，我懂。”年轻人一边低头哈腰地应着，一边快步离开了。

……

朱惠庭等了足足半个小时后依然不见有人回来，就此断定这一竹篓咸肉是偷来的，因此立即跑到普陀区公安局曹家渡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反映情况，值班民警遂在朱惠庭的带领下来到竹篓所在位置，在仔细打量了一下竹篓后没有立即打开，而是先询问朱惠庭：“朱同志，你怎么知道这篓子里装的是咸肉？”

“我是听抬篓人说的。”

“你有没有打开来看过？”

“没有动过。”

“嗯，只要没动过就好。”说着，民警轻轻掀开竹篓盖子。

盖子掀开，朱惠庭惊恐地倒退一步，猛地尖叫起来：“啊，里面装的不是咸肉，是人！”原来，所谓的“咸肉”，分明是一具尸体。

而民警似乎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没有像朱惠庭那样惊慌失措，而是让朱惠庭赶快回派出所叫人来增援，而自己则守在现场。

……

上海市公安局

扬帆（石蕴华）

当案情传到位于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本名石蕴华）立即指示刑警处侦办此案（1953年1月首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调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后，时任副局长的扬帆升任局长）命令刑警处限期破案，刑警处侯处长第一时间就将时年28岁、已经升任警法科副科长的端木宏峪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向他简单介绍了案情，要求他立即带人出现场进行勘查。“小端木啊（当时因为端木宏峪很年轻，局里都管他叫‘小端木’），刚才接到普陀区公安局报告，他们那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你必须尽快赶到现场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是！”

晚年的端木宏峪

……

当端木宏峪带着一队侦查员和法医赶到现场，装着尸体的竹篓还在原地，周围已经围了一大圈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群众，曹家渡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税务员朱惠庭也还在原地等候他们的到来。在简单地询问了朱惠庭发现竹篓的经过后，端木宏峪就立即率队开展现场勘查。

竹篓里是一具屈蜷着身子的男尸，脸色黝黑，眼睛瞪得溜圆，表情十分痛苦。死者的头发是新剃过的，上身穿着黑色的列宁装，端木宏峪凭经验判断这人并不像是上海本地人，应该是个外地人。随后尸体交给法医送往验尸所进行尸检——

那只装尸体的竹篓做工十分粗糙，在竹篓的表面上有肉眼隐约可见散状红点，竹篓内的密缝里有几片虾皮和几根被染红的竹叶，竹篓底部有两根新鲜的麦苗，虾皮、竹叶和麦苗都不是上海市区的东西，因此初步判断这只竹篓也来自郊区或者周边地区。

50年代前期正在召开案情分析会的上海市公安局民警

在将初步勘查情况上报给市局后，侯处长指示端木宏峪带队和普陀区公安分局联合成立专案组并任命端木宏峪为组长，对本案进行侦办，办公地点设在普陀区公安分局刑侦队的一间办公室里。

根据朱惠庭的叙述，那两个扛竹篓的人显然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但目前只有抛尸现场，并没有第一凶杀现场，这个现场到底是在市区还是在郊区？凶手是市里人还是农村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一点头绪都没有。

第二天上午，法医从验尸所赶来，向端木宏峪汇报尸检结果：“从死者的胃里来看，临死前曾饮过酒。死者头颈里的勒痕是被凶手是被凶手用死者身上列宁装的腰带勒的。另外，从死者裤腿里发现几粒脱力草草籽，从死者的裤袋里还搜到一副扑克牌。”

“死者有没有外伤？”

“没有发现。”法医说着，打开了一只布包，里面是死者所穿的黑色列宁装、被纸包着的脱力草草籽和一副扑克牌。

列宁装

端木宏峪在验看了脱力草草籽，结合新鲜的麦苗，判断杀人的第一现场很可能在农田里，鉴于死者在临死前饮用了很多酒精，因此判断凶手很可能是先将死者灌醉，再用列宁装的腰带将死者勒死后装进竹篓企图移尸匿迹。不过，根据朱惠庭目击看到竹篓是从苏州河南岸向北岸抬来的，这就意味着杀人现场也有可能在市区的某处荒地上。

为了查明竹篓的来源，老冯和小邱两名侦查员根据端木宏峪之命带着竹篓先走访了几家篾竹店，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告诉他俩：这种竹篓一般是用于装虾皮和竹笋用的，一般来自温州。接着，二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位于十六铺的上海水产批发站。让几个店员辨认竹篓，其中一个店员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竹篓，说是批发站前几天刚从温州运来16篓的虾皮，这个竹篓就是当时运虾皮的竹篓，并且根据发票查到了这些竹篓的去向——10篓运去了曹家渡茂丰南货店、6篓运去了咸瓜街咸货行。店员还提供了竹篓上红点的来源：发货人在竹篓上用红色毛笔写下货物到达地点的标记，有时候竹篓遇到海水，部分标记被海水冲掉，竹篓上就会染上红色。

复原的篾竹店

50年代的十六铺水产码头

随后老冯和小邱来到茂丰南货店，老板说这10篓虾皮在前几天刚刚运来，还没开封呢，并向他们展示了整齐堆放在墙角的整整10篓虾皮；两人又来到咸货行，咸货行老板向他们两手一摊，表示6篓虾皮已经被人买走了。并且老板回忆：6篓虾皮中有3篓是连篓带虾皮卖的，另外3篓是卖完虾皮后空篓被人买走的。至于买主，咸货行老板搜肠刮肚只说出了5个买主的姓名，还有1只空篓的买主则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

复原的南货店

美术作品，咸货行

“我看这样吧，老板你也别着急，慢慢回忆，想起来了就给我们挂个电话。不过，这只篓子的买主你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这个篓子和我们的一个重要案子有关。”老冯叮嘱道。

“一定一定，我一定协助政府，尽快把篓子买主找到。”

根据咸货行老板提供的五个买主姓名和住址，老冯和小邱一一进行了查访，一一确认了5只空篓子，一一排除了这五个人的怀疑。看样子，抛尸现场发现的那只装尸体的竹篓就是从咸货行卖出去的第6只竹篓。

当老冯和小邱忙得一头臭汗的时候，端木宏峪将其余警力分成5个侦破小组：第一组根据朱惠庭提供的抬筐人身高、相貌、口音等特征，在三官堂桥附近里弄和集贸市场进行群众查访；第二组带着死者穿的黑色列宁装去裁缝店进行查访；第三组拿着死者剃了新头的照片前往各家理发店进行查访；另外两个小组负责分析死者的遗体和物证以求发现新的线索。

第一小组在三官堂桥附近地区查访了近半个月，排查了近百名嫌疑对象，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小组拿着黑色列宁装跑了上海市范围内的几十家裁缝店，裁缝店的师傅在看了这件列宁装后反映：这件列宁装是最蹩脚（上海话“差劲”的意思）的师傅做出来的，他们是绝对做不出的，列宁装这条线索也断了；第三小组跑遍了上海市所有的大小国营理发店，理发店的师傅反映：这种头型但凡上海理发店的师傅都不屑于理，太蹩脚了，一般都是摆摊师傅理出来的。侦查员又不辞辛劳走访了一百多名摆摊理发师傅，他们也说这种发型一般都是“乡下人”才来剃的，上海本地人都不乐意剃这种头型，但是看了死者的发型照片后，都断然否认自己曾经为照片上的人剃过头。排查进行了大半个月，毫无进展。而咸货行的老板反复回忆，实在也回忆不出第六只竹篓的买主长什么样了。

复原的裁缝店

这张老照片很好的反映了50年代理发师傅的风貌

此刻，唯一值得探究的线索就只剩下从死者裤袋搜出的那一副旧扑克牌了。

端木宏峪和专案组成员们仔细研究了这副扑克牌，三分之二的牌面上画着乱七八糟的红色和蓝色圆珠笔划痕，有4张牌面上写着阿拉伯数字，还有2张牌上各被戳了两个小孔。这副品相很差的旧扑克牌到底是死者带在身上随时拿出来玩的，还是另有用途，此时依然还是个迷。

侦查员小顾根据端木宏峪的指派，拿着这副扑克牌，根据“重点在曹家渡，而后朝北扩大线索”的指示挨家挨户地走访了曹家渡一带的数百户居民，询问了上千人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案件的侦办陷入了死胡同中。

1955年1月24日是农历春节，专案组成员们没有和家人团聚，聚在普陀区公安分局的一间办公室里打扑克，外面的鞭炮响成一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六个农历新年。十几个专案组干警在时而“好牌”，时而“臭牌”的喝彩和倒彩声中一直到了大年初一新年钟声的敲响，随后散了牌局各自休息，但因为各怀心事根本睡不着，干脆披着被子围坐在一起继续讨论案情。

端木宏峪提出了一个设想：一副明显已经很旧的扑克牌肯定不止一个人一起玩过，虽然这副牌在死者身上，但知道这副扑克牌的人肯定大有人在，至于牌上留下的阿拉伯数字很可能成为案情突破的钥匙。

50年代初的民警的帽徽、领章、胸牌和臂章

1955年大年初一天亮后，侦查员们踏着瑞雪外出调查，几天后，侦查员小顾揣着那副扑克牌来到曹家渡附近的一家中药店排查，店门口的一个小青年在看到这副牌后脱口而出：“这副牌是变戏法的人玩的。”

“你怎么知道的？”小顾喜出望外地问。

小青年指着一张黑桃Q说：“你看牌上写着1、4、7、10；老K、2、5、8；茄钩（J）、3、6、9、皮蛋（Q）……这种戏法叫‘听电话’，数字是循环的，只要你任意抽出一张牌，变戏法的人根据循环数字马上就说出来。”小青年说着就现宝似的对着小顾演示了几番，果然如此。

兴奋不已的小顾又将死者的照片拿出来请小青年辨认，结果却被浇了一瓢冷水，小青年表示他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人。不过好歹知道了这副扑克牌的秘密，小顾的这趟出门不算白跑一趟，他立即拔腿跑回专案组驻地向端木宏峪汇报。端木宏峪敏锐地意识到这副扑克牌应该是个街头艺人的“行头”，立即带上小顾一起到了上海街头艺人协会请“老法师”们对这副扑克牌进行辨认。

这些老街头艺人们看了这副扑克牌后，一致认为这副牌是变戏法的艺人用的，根据牌面上大量的红色和蓝色圆珠笔划痕来判断，这是街头卖圆珠笔的人变戏法用的扑克牌。这些人身背小包，走南闯北，见到人多的地方就摆下小摊，聚拢了一定的观众后先用扑克牌变几套戏法，然后开始叫卖圆珠笔，经常用圆珠笔在扑克牌牌面上写写划划以证明圆珠笔的质量。

这显然是个重大发现，端木宏峪当即请上海街头艺人协会出面，以协会的名义召集会变戏法的卖圆珠笔的艺人来协会开会。端木宏峪在会上将死者的照片分发给来参会的艺人，请他们带着照片到各地叫卖圆珠笔时请人辨认。如果找到照片上的人的下落，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公安局将给予发现者每人一斗大米的奖励。一听有大米奖励（当时大米可是比人民币还要诱人的奖励），这些艺人们个个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跃跃欲试，散会后迅速四散而去了。

10天后，两名卖圆珠笔的艺人翁胜义和陈炳文来到普陀区公安分局来找端木宏峪，翁胜义是十天前参加过现场会的艺人，而陈炳文当时因为去了浙江而没来参会，会后翁也去了浙江，遇到了陈炳文，将照片给他看，陈炳文说他认识照片上的人，两人就立即返回上海来公安局反（领）映（取）情（奖）况（励）。

经陈炳文反映，照片上的人是他的浙江余姚的同乡陈吉钦，当端木宏峪告诉陈炳文说陈吉钦已经被害时陈炳文显得十分惊讶“他人挺老实的，怎么会被人杀了呢？！”

为了稳妥起见，端木宏峪将陈炳文带到验尸所认尸，结果陈炳文看到尸体的第一眼就是激动地表示：“是他，就是他。”在辨认死者的衣物时还指着一双袜子说：“这双袜子还是我借给陈吉钦的。”

由此，本案的死者身份确认为浙江余姚人陈吉钦（翁胜义和陈炳文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奖励的大米）。

在陈炳文的带领下，端木宏峪和几名侦查员赶到浙江余姚渚巨乡的死者陈吉钦的家。陈吉钦的老母反映陈吉钦春节前跟着青港乡的黄顺潮去上海了，连过年都没有回来，家里正急着等他回来。

端木宏峪随即联系余姚县公安局查找黄顺潮，碰巧的是黄顺潮因为盗窃罪正被余姚县公安局拘留审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随后的就地突审中，解放前曾经参加过地主所谓的“自卫团”横行乡里，解放后无家无业、一贯以小偷小摸为生的黄顺潮面对端木宏峪亮出的陈吉钦的遗物顿时慌了手脚，连连说他不是主谋，主谋是他的表哥黄忠水。黄忠水，解放初因为积极伪装、骗取了马渚区青港乡三村村长的职务并混入了共青团，后因和逃亡地主来往密切被组织发现，被撤销了村长职务并被开除了团籍。因此黄忠水对人民政权怀恨在心，一边经营着自家的裁缝店一边勾结其表弟黄顺潮进行偷窃犯罪。

当夜，黄忠水也被逮捕归案，端木宏峪等人连夜将两人押解回上海继续突审。

50年代初民警审讯罪犯的场面（非本案画面）

在确凿证据面前，黄忠水和黄顺潮交代了他们合谋杀害陈吉钦的经过：

1954年年中，青港乡裁缝店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改组为合兴缝纫联营所，实现了公私合营。黄忠水认为此举影响了他自家的裁缝店的生意，因此心怀恨意决心报复，某天夜里，黄顺潮在黄忠水的唆使下带着作案工具潜入联营所内窃得快乐牌缝纫机头四只，其中三只藏匿于黄忠水的二姐家，另一只由黄忠水带到上海去销赃，由于没有证件，所以一直没有被售出。

而黄顺潮在1954年本村缴农业税时咱稻谷中掺入了大块的石子，公然以次充好，后怕被拆穿，于阴历10月25日（阳历11月20日）带着本村做圆珠笔生意的陈吉钦一起前往上海，居住于永兴路44号黄忠水租住的临时房中。因身上钱财耗尽，黄顺潮就将那只被黄忠水带到上海的缝纫机头通过陈吉钦在手艺人协会的关系私下卖给了一个同乡，得款后两人平分。黄忠水得知此事后埋怨黄顺潮糊涂，担心陈吉钦去告发（告发了那就是投机倒把，当年这是重罪）获罪，二人因此商量将陈吉钦杀害灭口。

1954年阴历12月22日（阳历1955年1月15日）傍晚，黄顺潮将陈吉钦带到了黄忠水的住处吃饭，饭后三人来到大世界看京剧，散场后三人又来到云南南路万全昌酒店喝酒，黄忠水和黄顺潮用白酒将陈吉钦灌得酩酊大醉。随后，烂醉如泥的陈吉钦被二黄架着陈吉钦来到一处偏僻地方，准备用事先准备好的刀戳死，但因为临下刀时黄顺潮不敢下刀而作罢。两人随即又架着陈吉钦来到一家通商旅馆，准备在那里弄死陈吉钦。但因为旅馆服务员见陈吉钦酒醉不省人事，拒绝他们三人入住。无奈之下，黄忠水喊了一辆三轮车，三人乘车来到中山南一路鲁班路口（经上海市内环线高架鲁班路立交桥），三人下车后，二黄架着陈吉钦朝中山南一路的荒地走去，并在荒地中将陈吉钦扔下，黄顺潮此时拿着刀依然没有胆子下手。

50年代的人力三轮车

今日的鲁班路立交桥，当年这里附近的荒地就是二黄杀害陈吉钦的第一现场

黄忠水见表弟如此怂包，骂他没用，见陈吉钦的列宁装上有一根腰带，于是把腰带抽出来打了个结后套进陈吉钦的头颈，两个人一人拉住腰带的一头活活将陈吉钦勒死，此时是阴历12月23日凌晨2时。

两人将陈吉钦身上的值钱财物搜刮一空，裤袋里的旧扑克牌因为品相太差，故而没有被拿走。之后，二黄将陈吉钦的尸体扛到不远处的篱笆下藏了起来，黄顺潮受黄忠水指派到附近一个朋友家中借来了一只装毛竹丝用的篾竹篓（这只竹篓刚好就是从咸货行买来的），将尸体装进了竹篓里，黄忠水又捡来一只破缸罩在竹篓口，又将尸体隐藏在篱笆下后回住处睡觉。

凌晨5时左右，黄忠水和黄顺潮拿了扛棒从家里出发，回到藏尸的竹篱笆处抬着装着尸体的竹篓途经制造局路新新茶园朝黄浦江边走，准备将尸体抛入黄浦江。但因为路上行人甚多，怕被发现，黄忠水就提出将尸体抬到他以前曾经做过临时工的郊区乡下去。于是，二黄又抬着竹篓到复兴东路西藏路路口又喊了一辆三轮车来到曹家渡五角场大昌锅瓷店前停下，又抬着竹篓由梵皇渡路向西，走过三官堂桥沿苏州河再向西到中纺二厂侧门停下，由黄忠水前去查看路线，黄顺潮停在马路边等候。谁知道被税务员朱惠庭碰到，黄顺潮慌了手脚，借故逃跑；黄忠水返回时看到竹篓边上的人不是黄顺潮，也慌忙逃跑（两名罪犯事后被判处死刑并枪决）。

老照片，抓获罪犯的上海市公安局民警（非本案民警，但能很好表现本案案发时上海市公安民警的风貌）

至此，三官堂桥“咸肉”案就凭一副扑克牌在端木宏峪和他的战友们奋战了近两个月后宣告破案。此案后，之前不怎么喜欢打扑克的端木宏峪就此喜欢上了玩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