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
在这秋风沉醉的晚上，大家都想起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解释道，卡德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引导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其总体结论是，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比30年前所认为的要小得多。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解释道，这个想法是，搬到加利福尼亚并拥有相同教育水平的人具有可比性。如教育回报不同，这可能是因为亚拉巴马州和艾奥瓦州对教育系统的投资不同。在研究中，卡德和克鲁格发现资源很重要：在个人成长期所在的州，教育回报率随着教师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具体来说，李黎力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称：“卡德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市场，比如涉及就业方面最低工资的政策，教育投入会带来多少回报，移民等等问题。那么它相比于传统经济学最大的差别在哪？首先，它不会先预设一个理论模型，不会先给一个模型或一种理论，而是先找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说话。怎么通过这些数据来得到结论呢，他们用的这种方法叫自然实验。”
李黎力表示，自然实验类似自然科学当中的实验，但是经济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实验，所以经济学家就需要做一种所谓的研究策略的设计，近似地实现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
李黎力进一步解释称：“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过去发生的某一个事件来形成两个不同的样本，一个样本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另外一个则没有受到影响，这就相当于一个实验，但并非经济学家真正在做实验。换言之，经济学家寻找过去某一事件，这个事件可能是国家颁布了某项政策，但是一些人没有受到影响，有些人受到了影响，这就形成了对照组。”
夫妻档中丈夫先获奖
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卡德、安格里斯特以及已经去世的克鲁格曾于2013年一起被汤森·路透公司授予“引文桂冠奖”。
“从2013年至今，除了2019年的三位获奖者和今年的因本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历年引文桂冠奖得主。”李仁贵指出。
“之前我们其实更看好因本斯的夫人拿诺奖，他的夫人阿塞（Susan Athey）是2007年克拉克奖得主，也是首位获得克拉克奖的女经济学家。”他介绍称。
诚然，奖项公布之前，对于因本斯和阿塞这对经济学家“夫妻档”，外界确实更看好阿塞。2019年，班纳吉与迪弗洛夫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因本斯与阿塞夫妇也被认为可再次一起获奖。现因本斯已早于阿塞获奖，首位女性克拉克奖得主阿塞还会有机会。
此次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共同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外一半奖金，原因是表彰其在因果推断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方法论贡献就是寻找因果推断。因果推断是说，我们经常看到A事件跟B事件之间好像是有相关关系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设计一些研究策略来把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分离开来，从而得出他们所要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根本原因。”李黎力说。
李黎力说，从这一方面来讲，他们的方法跟传统经济学有很大区别。“传统经济学是先给一个模型，认为是某一经济学现象的原因，是这样的影响机制。但本次获奖的经济学家们不是这么做，是通过用数据说话，通过设计一系列的研究策略来得出结论。自然实验其实只是研究策略的其中一种，比如计量经济学当中的双重差分等方法这些年也有很大发展。”他说。
李黎力说：“经济学家就好像是在破案，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既有的数据，从数据里通过某种统计和计量研究来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于三位经济学家的得奖原因，李黎力认为：“一个原因是，他们研究的这些问题非常具有政策导向性。而且这些研究成果其实已经对欧洲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最低工资到底好不好、教育投资到底能带来多少回报、移民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些具有很强的政策效果，所以他们的研究结论给许多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很大参考性。”
李黎力认为，这三位经济学家得奖体现了最近这些年的一个趋势，即对政策启示性的看重。“去年奖项颁给了拍卖设计，他们都被用到实践当中，比如说政策制定者可以直接基于拍卖理论的一些成果来设计政策。这一次也是，比如关于最低工资政策和教育投入回报的研究结论，也可以直接拿来做政策参考。”
通常来说，从研究成果发布到获得诺奖要等待数十年的时间，202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拍卖理论是在1961年被提出的。李仁贵表示：“本届获得表彰的理论新旧程度介于前年和去年之间，评奖委员会要考虑到奖项权威性的保障，所以往往会选择那些经历过很长时间检验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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