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鑫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拓片书影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整理者录文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
豫撰墓志铭的内容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实际上是一方特殊的自撰墓志。徐继真请丈夫为其撰志，作为夫妻，揭绍宗本就了解妻子，且由于是豫撰，继真自己应看过志文，甚至有机会参与了写作。志文虽未提到徐继真的文化水平，不过徐氏“考讳傅霖，学优弗仕”，可知出自一个有书香之家，再结合她能提出“豫撰墓志”的要求，即使继真不识字，至少也能知晓、理解丈夫书写的内容。夫妻二人情谊甚合，揭绍宗既同意为妻子撰写墓志，或会在内容上征求妻子意见。所以徐氏的这篇豫撰墓志铭已近乎自撰，这是一位南宋家庭妇女用一种特殊方式给自己一生做的评价。
豫撰墓志的内容较为普通，但这是南宋江南西路隆兴府丰城县一个平民家庭的实情，也是一位古代普通家庭妇女的真实生命历程。志文首先引述从兄揭三京的叙述，介绍徐氏族属及与揭氏的渊源。揭三京亦出现在同书所收的《宋揭公墓文》中，（《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墓志》，第151页）为墓主揭仲文的侄子，字绍尹，绍定二年（1229）进士，曾任郁林县令。揭三京对揭绍宗说“我曾祖妣徐，即袁之万载丞讳如晦之姑，汝曾祖连州桂阳赞府公与万载公及其季父仲和相友善，历世通家，故汝姑归于仲和之子，迨今世为婚姻矣”。这里直接提到几位揭氏、徐氏的祖辈，首先是万载丞徐如晦，再是揭绍宗的曾祖桂阳丞揭先觉，最后是徐协（仲和）。徐协之子为徐傅霖，徐傅霖娶了揭绍宗的姑姑，他就是徐继真的父亲，所以揭绍宗又称徐傅霖为外舅。揭绍宗与徐继真的女儿揭希慧，后来嫁给了徐继真的侄子徐思温（恭夫）。
徐家“世居丰城之觉溪”，“继真生于庆元丁巳六月九日”，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她18岁嫁给长宁乡的揭绍宗，大约是在嘉定八年（1215）。淳祐十年（1250）豫撰墓志铭时，徐继真53岁，按古人的寿命确实已到了思考生死的年纪。志文说她“天性勤俭整肃，凡为妇为妻为母各得其道，相内治家自有条序，由是生理稍裕，与有力焉”，这是全文对徐继真本人总体也是唯一的评价，或称介绍。揭氏夫妇有两儿两女，豫撰墓志时已有三个孙辈。最后给徐继真书写墓志的是“契弟乡贡进士范严”，范为淳祐七年（1247）进士，仕至临川主簿。题盖者“族兄朝散郎通判潭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借绯经孙”，即徐经孙，《宋史》有传，宝庆二年（1226）进士，曾“辟永兴令，知临武县，通判潭州”，（《宋史》卷四一〇，第12347页）为南宋中后期的著名文臣，徐氏一族中的有名人物。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没有刊刻徐继真的卒年。豫撰墓志不可能提前落上墓主卒年，通行做法是留出空白，墓主去世后增补，或直接补于志文末。但揭绍宗写道“若夫归全岁月，非所知，俟书地券”，按这个表述，最初就没打算将卒年书补于墓志上。另整理者认为志文本身作于淳祐十年（1250）是合理的，但墓志年代标注墓主“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卒”不妥。明止堂这批墓志中还有一篇揭绍宗撰写的墓志，即《宋徐孺人揭氏圹记》，（《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墓志》，第266-267页）这次的对象是他的女儿揭希慧。希慧是揭绍宗的长女，生于嘉定十四年（1221），于嘉熙四年（1240）嫁给了丰城富城乡徐恭夫。后来她得了气疾，身体长期不佳，宝祐二年（1254）春正月曾抱病回娘家，“越两旬，小愈，乃归”。不想“归两月而疾复作，秋初愈革，其母往视之。语其母曰：‘死固无憾尔，但为人为女为人妇皆不了。’言迄相顾而泣，后竟不起”。揭希慧缠绵病榻之时，其母还去探病，揭绍宗又仅徐继真一妻，则徐氏自不可能卒于淳祐十年（1250）。可惜徐氏的地券未见，揭希慧的《徐思温妻揭氏地券》（《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辑释•地券》，第345页）存留了下来。
为妻子豫撰墓志的清代案例
《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是一个“自撰”“他撰”“豫撰”相结合的文本，特殊在于女性主动求铭，在于平民夫妻做出“非主流”之事，也在于这种行为反映出的生死观念与地方社会风貌。请丈夫豫撰墓志铭，体现了南宋女性徐继真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参透死生的淡定从容。丈夫愿意撰文，亲友愿意书写题盖，并最终能够上石，掩于大地，让人不禁赞叹夫妻二人的感情，也对当地包容、开放的社会风气有更多美好想象。该墓志的最大特点在于志额，即将“豫撰”二字鲜明置于碑首。
著名学者、思想家、文学家方东树于1831年给妻子撰写了《妻孙氏生志》，这是丈夫为妻子豫撰墓志铭的一个清代例子。芦苇菁评价说：“方东树在妻子尚未去世时即为她撰写墓志，这一点与传统不符。”（《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第209页）实际上581年前揭绍宗与徐继真的先例，在当时更与传统有异。不过两篇豫撰墓志有一些不同。其一，徐继真为主动提出，而方东树则是“怜其倍历愍艰，老病且死，乃豫为之志，道其苦并述其行，及其见之也，以慰其心。以妻平生知文字为可贵，又乐余之能文也，谓庶可以著其不朽故也”，（方东树：《考槃集文录》卷十一）主动为孙氏写志。其二，《宋徐氏豫撰墓志铭》或是因为要上石，不过四百五十字，对徐继真本人的刻画较少；《妻孙氏生志》写了近一千二百字，对孙氏文化水平、身体状况、家事活动的细节着墨较多，在情感表达上也更为直接。其三，方东树没有使用“豫撰”二字，而代以“生志”。其四，《妻孙氏生志》在墓志文体特征上的表现相对不鲜明，文学性、抒情性强了不少。
两篇豫撰志文也显露一些相似之处。其一，为伴侣写作墓志之前，丈夫一方都曾有丧葬预备活动。揭绍宗是先有自为墓铭，即将刻石的举动；方东树则是因十余年前曾对孙氏有“汝勿死，待吾力稍裕能为若具棺殓而后可”之语，这时“奋然决志为假贷，购材木，使匠合成之”。预备丧葬之举，会影响行事者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心态，促成某些决定。其二，豫撰墓志都有让妻子安心，许以不朽的目的。徐继真“君已自述传不朽”之句，表达了一个女性对刻石不朽的向往，方东树亦点明“以慰其心”“可以著其不朽”的撰志出发点。其三，夫为妻铭，少不了都要对妻子的美德良品进行夸赞，展现夫妻关系的和睦。
结语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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