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坦桥，明正德年间胡林懋建造（刘诗古摄）
溪头老街的凉亭（罗昊天摄）
溪头村老宅前的池塘（罗昊天摄）
“介桥胡氏祖墓”的墓碑（罗昊天摄）
胡氏大宗祠遗址（郑梅婷摄）
祠堂除了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以外，还发挥着奖励和约束族人，兴办教育等重要作用，是家族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过去大宗祠，各支祠和敞厅都有自己的田地，多为族人所捐赠，租金收入用于家族日常各项开支。大宗祠当年有3000多亩山林田地（其中田地有2000多亩，山场有1000多亩），收入显然十分可观。而所谓的敞厅，至晚在清中后期就已经出现（据胡升的说法），以官房里的敞厅为例（胡传农的伯父曾担任管理员），公有四十亩零五分田，租金用于敞厅维修和清明、冬至祭扫祖墓的费用，说明敞厅在一个比“甲”更小的家族范围内发挥着统摄作用。“文革”以后，敞厅大多变成住宅，也就失去了这种作用。过去七月半、冬至祭祖和清明扫墓，祠堂都会给族人发红包，还给每位参与者发5到6块糯米糕。每个祠堂也都有自己的义仓，在旱涝年份，会举办一些捐赠活动。胡再生老人说：“（族人）没有后代啊，家里养不起啊，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祠堂拿钱。”正是借由家族这一共同体，富裕族人的一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公有，并转移到贫困族人身上，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达成效益最大化。
从谱序来看，龙坦胡氏族谱的修订始于明中后期。明代天顺戊寅年（1458），浩洋公修谱；嘉靖壬辰年（1532），石门公重修谱；嘉靖壬子年（1605），合修清华；万历丙午年，元夫公续修，与太邑麻潭胡氏合谱；康熙八年（1669），尚衡公（进士，浙江学政道佥事）修谱。据说南宋乾道年间还修过一本《龙坦胡氏家乘》，但该谱序未提及龙坦胡氏，故存疑。这些老谱多在几次动乱中湮没，我们此行只搜集到了一本《龙坦胡氏统宗谱复印本》。过去各甲都有自己的族谱，但在“文革”中多被毁坏，我们此行只搜集到了《龙坦胡氏三五甲抄本宗谱序文及龙坦村风景诗》一本支谱（缺少世系部分）。各支派自己也会修订家谱，如我们此行搜集到的《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希贤堂胡氏微家谱》、《龙坦胡氏五甲二房红公分支谱》等。如今，龙坦胡氏统一的新谱迟迟未能修订，这与人口流动范围扩大和当地宗族观念日渐稀薄不无关系。据村民所言，族谱的修订一方面需要有文化、有兴趣、有精力的热心族人出面主持，另一方面还需众人主动出资，否则“有心无力”。
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完全厘清房和甲的概念。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溪头胡氏共分九房，他自己属于四房，溪头是五房和六房，罗村没有，石柜是九房（界桥胡）。而胡升认为，九房是很早时候的说法，“甲”的说法始于民国保甲制度（但从族谱来看，“甲”的说法始于明初）。当我们问及七甲为什么分出了上七甲和下七甲时，有人说是大老婆所生和小老婆所生，有人说是不同的儿子分家。查阅族谱发现，明中后期，二十世的长安公和寿安公（1439-1529）（以渠公为一世）开始分出了下七甲与上七甲，故以后一种说法为实。胡升还告诉我们，《龙坦胡氏三五甲抄本宗谱序文及龙坦村风景诗》的“三五甲”是一个甲的名字，不是指的三甲和五甲。我们随即在《泾县龙坦胡氏八甲绍绪堂家谱》中发现，二十世的裕安公注明了“已下二图三五甲冻青树下支派”，相安公则注明了“已下二图三五甲庄鼓墩支派”，但清代溪头都每图下设十甲，为什么二图会有一个“三五甲”呢？我们无从得知。
从族谱所载《胡氏今族始祖》来看，以渠公为一世祖，十八世的义庆公是一图七甲，智庆公是五甲派（今五甲坦里黄村），余庆公是六甲始祖；二十世的长安公为下七甲始祖，寿安公为上七甲始祖。二十一世的杞林公、权林公、彬林公为八甲支派，二十二世的源洪公为八甲长房，源澜公为八甲二房，源荣公为八甲四房。说明早在明朝初期，胡氏就根据里甲制度分成了三甲、五甲（智庆公）、六甲（余庆公）、七甲（义庆公）、八甲。明中后期，七甲又分成了上七甲（寿安公）、下七甲（长安公）。至于各甲之内，也可再分成几房，如八甲分出了长房（源洪公）、二房（源澜公）、四房（源荣公），三房绝后。分房可能源于家庭矛盾，也可能是因为人丁兴旺，也可能是出现达官显贵（如官房里）。但如胡升所言，必须要新建支祠或敞厅，才能开宗立派。
富而重学：溪头胡氏的崛起
现在的溪头村以木梳产业为主，集中了榔桥镇80%的木梳生产厂家。那么以前呢？胡朴安在《胡氏家乘》中写道，“三甲、五甲经商者略少，五甲力田者尤多，六甲、上七甲、下七甲、八甲多以经商为业，读书者以上七甲、下七甲为多。”而胡氏大规模经商的传统或始于明代中期，当时泾县人口迎来快速增长，由于溪头山多地少（“五山二水三分田”），胡氏族人多外出做生意，主要向长江中上游发展，足迹遍布赣江、汉江、湘江诸流域的各商埠。泾县养蚕的历史悠久，蚕丝品质上乘，龙坦胡氏的丝商在康熙年间与朱、洪、郑、汪等姓的丝商结成泾县东乡六姓商帮（东乡的范围包括石门乡的漕溪都、溪头都、丁溪都，修德乡的北亭都、太平都、张香都，丰乐乡的新丰都、洪村都、浙南都，为泾县百姓明清以来长期俗称的区域名称），到湖州桑林镇设立营销蚕丝的据点，名为“式好堂”。此后经营丝织业的传统不断延续，如同治年间，胡朴安的父亲爱亭公在上海大东门经营丝线业；近代，胡寿侯（？-1929）在湖北云梦县胡金店集镇经营布行，并在该镇建成“泾县街”，为当地纱布行业做出贡献。
由于重视教育，龙坦胡氏形成了优良的学习氛围，从清初开始就不断涌现科举人才。胡耐安曾在自述中写道，“康雍以降，科第不绝，乾隆一代，即有十三进士。理学之盛，村中无一户无匾额，宗支祠前旗杆林立。家家有读书声，人人以读书为尚。我之读书成癖，抑亦风气使然。”据康熙八年编写的《龙坦胡氏统宗谱》，龙坦胡氏有文庠生86名，恩拔岁副优35名，文举人56名，文进士17名；武庠生10名，武举人7名，武进士1名；仕籍56名。一族之中考取功名的人数甚至接近茂林一个镇所出，这在泾县是绝无仅有的，是溪头胡氏成为当地望族的一大重要因素。
以官房里为例，据说清朝每家每户都有做官的，最小的官是县令，因而得名。以顺治壬辰（1562）进士胡尚衡的父亲天授公为第一代，官房里历代人才辈出，尤以胡尚衡和胡承珙为代表。胡尚衡为第二代，字阶平，江南泾县人，顺治壬辰进士，康熙十八年任浙江翰林官提学道。胡承珙为第六代，曾任台湾兵备道，是著名的徽派朴学家，著有《古今文疏》17卷，《小尔雅义证》13卷，《毛诗后笺》30卷，《尔雅古义》2卷，《求是堂诗集》22卷等。
所谓“由商致富，富而重学，学而致仕”，龙坦胡氏始迁于南宋，宗祠建于明末，盛于清代。据说最早溪头只有周、罗、施三姓居住（周村、罗村、施家坞地名的由来），后来龙坦胡氏、界桥胡氏和吴姓陆续在此落户。如今周、罗、施三姓已经不见踪影，说明在社区的生存空间竞争中，胡氏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嘉靖《泾县志》中，关于溪头胡氏的记载尚且寥寥，在乾隆《泾县志》中，有关记载激增，其反映的是溪头胡氏在清初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当地人告诉我们，康嘉年间确是溪头胡氏发展的巅峰期。但其科举人才大量涌现的背后是否还存在深层原因，则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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