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资产经营公司的性质和定位(手机怎样定位土地性质)

#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

题记

武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全国三大国资管理模式之一。它探索的三个层次的管理模式，国有资本营运的经验和管资本、管产权不管企业生产经营的方式对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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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模式与组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杨卫东：

我是国资公司组建的创新者。酝酿时我找开部长(开远荣，时任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这个公司不是一个行政机构，是一个产权管理机构，主要面向市场，是一个新型的企业。他问:这种企业要不要级别？我说:不要级别。他说:不谈级别就不用找组织部，你们可以自己搞。所以我就没有向组织部报，直接给市政府领导写了个签报，谈了设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构想。一是公司的性质，它是经国资委授权代行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权能，以国有资产产权为经营对象，具有独立法人的经济实体。二是公司经营原则，第一经怎样营产权，不经营产品，对参控股企业行使股东权益，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第二，保值增值原则；第三优化资产配置原则。另外，提出了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经营职能、公司内部机构的安排以及公司成立后的近期工作等，并提出了由李勇【2】任董事长、刘中桥【3】任总经理的人选方案，是赵宝江市长、王守海副书记、吴厚溥副市长三个人签批同意的。所以公司成立后没有纳入到组织部的管理体系，行政上没有级别，公司收不到党政部门的文件，也不参加各种党政部门的大会。李勇就说，我们这个公司连副科级都不是。

武汉市成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一个全新的体制，我们把国资局持有的市属24家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授权给它管理，它是一个纯粹的国有股权的管理公司。那时，全市市属股份有限公司仅此24家。这样就实现了三个层次的管理，第一个层次是政府授权给国资委，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资产管理职能的分开，即政资分开；第二个层次是国资委也不管企业，而是授权一个资产经营公司去直接管企业，这样就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第三个层次是国有企业独立运营，直接面对市场。应该说，当时除了上海、深圳有定位所探索，这样的布局武汉市是最早的。后来，武汉市就一直坚持按照这种理念不断前行推进。【4】

郭强【5】：

我过去在市财政局工作，国资局原来是财政的二级局，当时因为工作关系跟国资局局长李勇比较熟，他就告诉我，武汉准备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行调整，要成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当时我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还没有概念。但是觉得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值得去实践一下。后来五六月份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筹备组【6】，我记得是在国资办的领导下成立的筹备组，当时筹备组也没有什么编制，也没有正式下文，是领导交办有志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些同志来筹备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筹备组里面有李勇、刘中桥、王振勇、李前章、吴家培、陈业高、我和贾蕾，就这么几个人。分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李勇和刘中桥议大纲，全面地领导小组。李前章主要负责后勤，包括租房子、装修。吴家培就是按照政府和国资委给的文件去拿1000万的开发费。因为我们的注册资本金是除了国有股权之外就是财政拨1000万作为开发费，我和业高是在李勇、刘中桥的领导下属于材料组，写材料的，大概是这样。当时写材料也没有什么借鉴的，也没有什么基础，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我们就是长期地在胜利饭店，每天一清早就过去，一直熬到晚上很晚，就在那里写材料，在这个写材料的过程中间就有很多的学习和思考，后来逐步逐步地就理清了我们国资公司成立的意义，运作机制也逐步逐步清晰化了。

武汉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的时候，这批人很年轻，应该也是敢闯敢干的人，所以当时的思想很有突破性、很有创新性。整个公司，首先第一个定位是完全市场化运作。第二个，不要行政级别。这样很多五湖四海来到国资公司的人都是放弃了公务员的岗位和公务员体制内的职位、岗位等等走到一起来。记得当时的理念还是很有突破性的，很创新。所以我们当时在写这一个运作方案的时候，我们是尽量的大胆。【7】

陈业高【8】:

我跟国资公司的渊源主要是体改委的那段工作经历。我1990年毕业，当时的武汉市改革还是很火热的，体改委的领导也很有魄力，和就那届体改委进的研究生有五六个。正好那个时候刘中桥是体改委综合处的处长，他搞了的一段时间以后，在1992年前后下海了，当时正是全国下海的那一轮高潮。我们新来的土地那一帮人跟刘中桥接触还是比较多。我是1994年初就从体改委出来了，出来还很不容易，当时体改委的领导也是反复挽留。出来以后我是到了建行信托下面的一个中联证券，在那边搞投资，这个经历也跟我在国资公司搞投资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中联证券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国资公司的筹备就开始了，现在回过头看对国资公司的认识有两点。

第一，当时国资公司的定位非常准，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这个名称也取得很霸气，我现在看一看当时公司设立的相关材料，其实最开始是设立投资控股公司，后来改成设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从当时国有公司的资本结构来看，定位资产经营公司肯定是更准确、更适合、更切合公司的资产经营实际情况的，因为从投资控股公司来看，确实还是有一点牵强。

第二，当时公司整个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机制建设也很超前。公司董事会聘请了相关院校的专家，有伍教授、帅教授，还有汪教授，都在为公司出谋划策。另外，具体经营本身是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我们这些所谓的创始人也好，包括后来进的第一批的人也好，完全是根据公司市场化的需要，在整个制度的搭建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当时整个理念和设计都是比较超前、比较科学合理的。

我到了公司以后，当时国资公司设有6个部室，有投资部、产权部、信息部手机、托管部、财务部等，我是在投资部，投资部前段时间我在想到底做了什么项目，因为按照国资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来看，财政拨了1000万的开办费，实际上这个开办费主要是管公司的日常运作，这种投资能力当时看来还是比较弱小的，所以国资公司最开始的起步是很艰难的。【9】

郝健:

我是看到《长江日报》招聘广告应聘到国资公司的第一批员工，20多年前的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国资公司当时确实是个创新的事物，是把武汉市7个行业24家进行过股份制改造的国有控股权或参股权集中起来，加上财政给的1000万的开办费，注册资本是12.38亿元，按照国有独资公司的方式组建的。公司内部经常公司调侃说，什么叫做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内行人说不清，外行人听不懂。

外行人说12.38亿的注册资本，在武汉市可能是除了武钢以外最大的公司了，但是12.38亿在哪里呢？所以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说不明白的是，到底什么是国有股权？当时资本市场也刚刚起步。国有股权那不是企业的吗？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一系列的问题都来了。例如武商那时已经上市，长印也上市了，还有其他的准上市公司，股权由我们公司持有，但我们与这些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应该说定位比较新，思路比较新，运作手段也比较新。

首先是体制新。在体制上构建的是三个层次的国资管理体制。国资委及其办公室是出资人即老板，中间层次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不具体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是营运资产资本，落脚点是企业。作为中间层的国资经营公司需要定位，与政府是什么关系，具体是与政府各工业局的关系，当时还有各工业局，包括商委、一轻局、二轻局、机械局、电子局等等。股权划到国资公司来的企业，但是党的关系、行政关系仍然隶属于这些工业局和商委。因此对国资管理中间层次的内涵、外延是什么，国资公司怎么管企业，这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其次是机制新。国资公司在董事会的构成上，除了政府委派、推荐的以外，还有工商界的企业家。如上市公司武商、长印的毛冬声【10】、李东【11】，专家学者一个是武汉大学伍新木【12】教授，一个是中南财经大学帅重庆【13】教授，这是我国最早的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对我们公司找准定位、深化改革、全面创新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很多政策认识不清楚时就请教他们。他们也从专业上研究政策，召开了研讨会，撰写建议和报告。我记得1995年就请了很多知名专家学者，如中南财大李贤沛教授，国家国资管理局张冀湘【14】司长等等，或是理论研究功底深厚，或是国资管理领域政策制定者，或是实际操作经验丰富，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

第三是模式新。称之为"武汉模式"。武汉模式与外省市比到底有什么特色？武汉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中间环节即国有资产经营体系。所谓"三大模式"中的上海模式，是1994年底或1995年初把上海市纺织局直接翻牌变成了纺织控股公司，还是按照过去工业局的思路管企业党组织、管企业的行政事务、社会事务至于产权管理职能和股东的定位则是后来的事后来很多地方都借鉴了这种模式是因为这种模式它的成本最低、阻力最小。

所谓“深圳模式“，深圳特区是从小渔村发展起来的，没有老的国企，也没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而是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作为股东、也作为上级主管部门来管国企，承担政府与新国企的纽带、桥梁，后来才设立了国资委。

武汉模式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突出的。武汉模式的思路和实践是把分散在7个行业即主管部门，进行过股份制改造的市属国有24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授权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中22家是控股，资产经营2家土地是参股。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组建，摆脱了传统体制束缚，按照全新的视角、全新的定位、全新的理念去组建的。它没有行政级别，高校当时也不管工青妇团，包括社会事务都不管，而是突出资本属性，管资本，不管企业。在人员组成上面向社会广泛招聘，吸纳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有个背景值得说一说，上海和深圳都是有带着.天线。的。为什么上海纺织局能够先试，率先去翻牌？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上海纺织局的党委书记是朱镕基总理的侄子，他肯定对政策了解得比较透，比较有底气。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徐景安【15】是从国家体改委下去的，他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把握深层次的政策背景武汉虽然比较草根。但是吃深悟透了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找到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找到了一个抓手和主线。从整体上构建了国资管理的基本框架，推进了各个层次的机构落位，开启了国资管理的新天地。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出台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包括2003年国务院设立国资委，探索组建投资公司，武汉市的很多做法都得到了认可。当时很多中央部门如大企业工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国资局都多次来武汉调研，座谈交流。

所以说，从现在过去20多年了，我们回顾起来，当时的市长、国资委主任赵宝江同志，分管市长吴厚溥、国资办主任杨卫东等决策者，思路非常清晰超前，决策非常果断，非常有眼力。为武汉市在国企国资改革方面先行了一步性质，做了成功的探索和突破。【16】

郭岭【17】:

我也是1994年国资公司成立的时候第一批招考进来的员工，招考之前我在武汉理工大学从事管理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和80年代的硕士研论究生，当时在高校里面都是非常少的，也是青年教师里面的骨干，如果在学校里工作，应该也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呢，看到了国资公司1994年的招聘启事以后，说实在的，非常激动，为什么非常激动呢？因为在这之前，我记得是1992年的时候，我作为干部交流借调到中汽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快两年，在这个工作中特别关心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一个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建立，因为那个时候资本市场刚刚建立。第二很关心国企改革。作为一个学校的研究工作者，也看到了各种研究观点，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当时其实有各种观点，但是我个人比较认同的就是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的监管机构，然后国资经营公司，就是国有资本营运机构，然后再就是国有企业三个层次的体制框架，当时已经有这样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认为由于有了资本运营机构，它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国有资本功能的需要，在竞争性领域的一些国有资本可以退出来，然后进到新的领域，从低效领域进入到高效运作领域，从功能发挥作用比较小的领域进入到功能发挥比较大的领域，这样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已经有这种观点了。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招聘启论事以后，我觉得可以开始实践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报考了。我记得当时我的考官就是郭强还有陈业高同志，他们两个就是我的考官。考试的问题里面有三层结构，所以我当时也就谈了我对三层结构的认识，他们也觉得当时能够了解这个观点的不多，能够理解和赞成这个的更不多，当时讨论得还是比较投缘的，当然也是在他们两位的关心帮助之下，最后我也顺利地进入了国资公司。进入国资公司之后，我刚开始是负责托管部，进来以后就感觉到一种振奋，一批年轻人相对来讲我的年龄还算偏大一点，大家没日没夜在那研究考虑商量怎么运作，充满着激情，我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充满着激情，经过几年的运作，应该来讲当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18】

黄保云【19】:

武汉国资经营公司是在市委市政府和国资委的要求下成立的，目的是搞一个产股权管理和营运的公司，最初公司的名字准备叫做武汉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他们先去注册的时候工商局就不同意，因为有投资两个字，属于金融概念，当时是不能批的。然后就搞成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营公司的资本金主要是武汉市的24家股份公司的股权，这些企业对武汉市来讲都是规模很大、实力很强的企业，把他们的股份作为我们公司的资本金在工商去注册，这在武汉市来讲是第一次以这样方式，一种全新的方式，把股权作为资本金注册，开始工商局是不同意的，怎样认为你怎么能把股权拿来做资本金呢？手机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在24家股份制的股权，即国有股份，作为我们的资本金进行注册。开始怎么也谈不好，在国资委的协调下，工商局才同意注册。

因为我们很多的股份制企业，原来他的主要负责人都跟部委办领导一样，可以直接跟市长、市委书记对话。他们很不理解:我怎么七搞八搞还搞了个婆婆来了呢？他就把我们经营公司看成是他的婆婆，特别是我们有一个企业的领导，他恨不得跟我们对着干，他说我的股份怎么七玩八玩玩到你们手上去了呢？至于国有股份要分红，他就更想不通了。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强化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作用，因为我们这些企业当中，像当时的电缆、双虎、长印、中商、武商，这些后来都是上市公司，一把手都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心目当中是有一定位置的人。所以，成立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很难管住人，当时主要任务就是管好、监督好国有资产。【20】

陈明:

我认为，武汉市在国有资产体制上的探索是难能可贵、历经艰辛，又是卓有成效的。难能可贵体现在创造了多项全国首创，卓有成效是说经过实践检验，当年推出的一系列办法措施，都公司加强了国有资产的规范管理，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我说一个“历经艰辛“的往事。

毋庸讳言，朱镕基总性质理对国有资产管理理念上的探索在思路上是不同的。他是不赞成各地设立国资办、国资委的，同时期财政系统推波助澜，将国资系统的职能或是侵蚀，或是边缘化，这种情况在全国非常普遍，武汉市就更加困难。因为当时湖北省国资局一直隶属于财政厅，是它的二级局，而武汉市的国资办是与财政局平行的机构。大约2001年前后，在一次省财政厅的业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副厅长大讲定位了一通国资形势，明确要求与省厅体制不一致的地、市、州都要改回来，回归财政系统，并明确说，否则财政厅将不再给予一分钱的财政支持。不仅如此，随后不久，杨(卫东)主任给我看一封该副厅长写给时任市长王守海的信，毫不讳言地明确要求武汉市撤销国资办。王市长将此信批给国资办征求意见，可见武汉市的国资办当年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当然，武汉市顶住了这个副厅长的意见。这个时期，全国很多省市也的确撤销、或改变了国资的体制。没有作变动的主要有上海、深圳和武汉。所以从外部的大环境说，武汉国资体制能够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直到2003年新一届国务院机构调整，组建国务院国资委后，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才基本确定了下来。【21】

伍新木：

我讲个武汉国资公司的故事。故事背景是，同一时期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应该说有三和个模式，即深圳模式、上海模式和武汉模式。

深圳模式。深圳是没有老国有企业的，也没有本地的国有企业，但是有央企。深圳是由深圳投资管理公司代表市政府管理国企，包括衍生出来的国企和国有资产，当时设计的是投资管理公司———出资企业两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这就是深圳模式。

上海模式。计划经济年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后纺织业萎缩，上海就集中纺织工业局系统的资产组建了一个翻牌公司，即上海纺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他如化工、机电、仪表等等行业特征鲜明的资产经营公司，也都是在原来各工业局基础上的翻牌公司。这就是中国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第二种模式。

武汉模式。武汉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综合，就是打破原行政性管理局的壁垒，组建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它是集中了全部24家市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既有工业，又有商业；既有生产型企业，又有流通型企业；涵盖了机电、化工、商业高校、轻工等各个行业。内部治理上，有多名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有专家学者，本企业外部的企业家。我曾担任这家公司的独立董事、顾问，直至武汉国资公司重组。

所以，武汉模式、武汉国资公司的组建、运作的很多思路理念、很多大的制度构架是超前的，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的，但是有些没有坚持住、没有完善好。【22】

【1】 该文收藏于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档案室。该文的月份有误，应该是十月。一是国资办于九月才向市国资委报送公司的组建方案，二是此件有赵市长批示日期为10月。

【2】 李勇: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首任董事长。

【3】 刘中桥: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首任总经理。

【4】 杨卫东于2018年4月20日口述。

【5】 郭强: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首任产权部部长，现任湖北国创高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

【6】 国资办是6月左右挂牌，筹备组应该在8月左右成立。

【7】 郭强于2018年4月20日口述。

【8】 陈业高:时任国资公司投资部负责人。

【9】 陈业高于2018年4月20日口述。

【10】 毛冬声:时任武商集团董事长。

【11】 李东:时任长印集团董事长。

【12】 伍新木:时任武汉大学教授。

【13】 帅重庆:时任中南财大教授。

【14】 张冀湘:时任国家国资局产权司司长。

【15】 徐景安: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16】 郝健于2018年4月20日口述。

【17】 郭岭: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首批招聘员工，现任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董事、党委委员。

【18】 郭岭于2018年4月20日口述。

【19】 黄宝云: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创始人之一，时任国资公司副总经理。

【20】 黄宝云于2018年4月19日口述。

【21】 陈明于2018年4月19日。

【22】 伍新木于2018年5月25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