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钊进一步解析了这些关键概念。以党建引领、吹哨报到为例，它们属于治理工具维度的创新，其解决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这种部门协调不力的核心问题。“吹哨报到的内核实际上是要将政权在基层进行整合，通过吹哨机制，让各类型部门能够集中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李文钊说。
而吹哨报到也面临问题，一旦基层吹哨，需要上一级部门来办理，这种自下而上的吹哨能否持续起到作用？为此，北京又创新推出接诉即办，把吹哨权交给民众，而后安排相应部门解决。
而除了相对被动的接诉即办，能否将治理再向前一步？北京再次提出了主动治理和未诉先办。“这被我们称之为接诉即办的2.0时代。”李文钊表示，围绕这一治理理念，北京推出了每月一题，这些“题”是基于接诉即办产生的诉求总结归纳出的12类27项小问题，以每月解决一个共性问题的形式逐步解决。
“基于这一步步创新，我们可以看到，从关键概念的角度，北京正在探索一条基于市民诉求而推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我把它称之为接诉即办的1.0、2.0、3.0时代。”李文钊最后总结道。
作为治理超大城市的一个侧面，专家对于北京的营商环境优化也提出了建议。参与北京“十四五”期间提升营商环境规划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建言，北京下一步营商环境优化可以从四个方向发力，打造北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诚信、北京标准这“四大品牌”。
第三个要打造的品牌是北京诚信。杨开峰介绍，“十四五”期间，北京提出要健全公共数据的开放机制，这是信用监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怎么来健全开放机制，怎么来进一步推进政务开发，还面临着不少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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