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11日农历的五行(1995年9月11日属什么五行缺什么)

林梦月 翻译、整理

在利用怀表帮助病人把脉前，这些印度医士将声音作为记录时间的工具，他们通过吟唱来计时，如同美国人会拼出“MISSISSIPI”或说出“one one-thousand, two one-thousand”在口头上估算一秒的时间。相较于印度医生，中国医家在给患者把脉时则会用呼吸作为计时装置。1742年出版的清代医籍《医宗金鉴》载：“调停自气，呼吸定息。四至五至，平和之则。三至为迟，迟则为冷。六至为数，数即热证。”医家首先要“调停自气”或者说“平衡自己的气”——这可以与印度医生诊病前要做的准备工作相比较。以一次呼吸（包括吸气和呼气）为凭据，医者可以测量患者的脉搏是否正常（4-5次），是否缓慢（3次或更少），是否急促（6次或更多）。类似于Mukharji提到的印度医生“身体即技术”观念，中国医者亦会用身体介入医疗，不过具体的方式有所差异。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将给大家举一个占卜的例子，它对我原先的中国医学史研究有所启发，亦给我增加了一个全新维度的研究兴趣。其次，我将介绍原有的研究框架，最终阐释我如何进行研究框架的扩展。

我的史料来源是《古今医统大全》《类经图翼》《医宗金鉴》，这三本医籍涵盖大量的五运六气说的插图。前御医徐春甫（1520-1596）于1556年编纂的《古今医统大全》中有33幅相关的图。儒医张介宾1624年的著作《类经图翼》中收录了64张相关插图，几乎是徐氏的两倍，说明了五运六气在中国流行病学和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测定脉象正常与否方面。在清廷授命下由御医吴谦（1689-1748）编纂的《医宗金鉴》重刊了23张相关图表，其中大量插图直接取自徐春甫及张介宾的著作。

2001年夏天，我主要思考了以下的研究问题：什么中医文本插图最多？何时出版？为何出版？为谁出版？图像发挥的作用与文本有何不同？图像如何形象地归纳中国的流行病?这些图与临床实践有何关联?为何“五运六气”需要众多插图?我发现，学习图表和助记符是理解这个复杂学说运作的好方法，当我的中国同事来到普林斯顿时，我正在研究这三本医籍如何通过图表、文字注解、助记口诀来让更多人理解五运六气。《古今医统大全》、《类经图翼》和《医宗金鉴》分别强调了不同形式的视觉、文字和助记方法，以向儒医之外的更广泛的受众解释汉代的医学经典。16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医学图表和助记口诀是某些儒医主要的出版内容，这是他们恢复汉代经典医学的一种尝试。而另外部分医家已经不再青睐汉代的古典医学，他们倾向于采用金元时期（12-14世纪）革新的医学典籍。

大致而言，张嘉凤使用的小六壬掌诀是一种时间占卜术（Horary Astrology），这种占卜术通过演算提问的时间、占卜者收到或理解问题的确切时间或“时辰”来预测事件走向。相比之下，本命占卜术（Natal astrology）使用的是一个人出生的确切时间。择日占卜术（Electional astrology）是为了未来的某事有更好的结果，根据日历推算吉时。例如，Hemerology（希腊文hemera，意思是“天”）是一种择日占卜术，它根据历法参数确定吉利和不详的日子。择日占卜在中国也有悠久的传统，有关的记载可追溯到汉代的《日书》。中国现代的日历与古代的日历有着显著的连续性，至今人们仍会对日期及时辰的吉凶情况进行分类，根据万年历择取黄道吉日。

时间占卜术不同于本命占卜术和择日占卜术，因为它关注“现在”，它使用的时间变量不是过去或未来的时间节点，而是当下提问或理解问题的时间。张嘉凤使用的时间占卜术基于中国农历的数字命理学，西方时间占卜术的体系则主要基于行星、黄道宫和太阳历。西方的时间占星师会根据接收和理解问题的确切时间，构建与行星位置及黄道宫位相关的预言。本命占星术也会这样做，占星的宫位取决于所问的具体问题及出生的具体时间。中国的时间占卜术——小六壬需要选择农历的特定数字。尽管西方和中国的时间占卜术具体方法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即将提问者和他们所问的事情（被问者）放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框架中。

我的同事张嘉凤解释说，小六壬掌诀需要三个数字作为推算的变量：月份、日期和提问的时辰，且必须使用农历。第三个变量——时辰也可以替换为提问者脑海中想到的汉字的笔画。她甚至给我看了她随身携带的袖珍日历，通过日历，她可以迅速得知对应的农历日期。当然，如今大众已经可以轻松地在手机上下载转换历法的应用程序，或者在线访问任何年份的公历-农历转换表。小六壬掌诀会用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节作为占位符，六个指节投射出六种可能的占卜结果。占卜时，拇指就像游戏棋子一样，在手上的指定位置顺时针移动。占卜有六种结果：留连、速喜、赤口、大安、空亡及小吉。大安、速喜、小吉形成“峰”，代表着吉；反之，留连、空亡、赤口形成“谷”，代表着凶。

当我最终理解了小六壬的推理过程时，它彻底改变了我看待中国医学典籍的方式，让我注意到医学典籍中被我忽视的内容。张嘉凤在黄色便利贴上绘制完“掐指一算”示意图后，去Gest图书馆查询文献。我则在自己阅读的医学典籍中寻找手指推演的内容，我找到了三张指节处记有字符的指掌图，其中两张刊载于张介宾的《类经图翼》，第三张见于吴谦的《医宗金鉴》。这三幅医学指掌图呈现的内容正是我最初研究的五运六气学说。在我为“从图像到行为”会议做准备，研究中国医学文本的插图时，我已经多次翻阅过这些指掌图，但我之前并未关注到它们。如果没有中国同事张嘉凤试图向我解释“掐指一算”的方法(在医学文献中被称为“掌诀”)，我不会意识到手在医学典籍中的重要性。即便你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当你找不到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线索时，了解他人的学术研究或许仍能给你带来启发，无论是Mukharji的“身体即技术”观念或者张嘉凤的“掐指一算”都让我受益匪浅。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的作者认为，“理解就是把握”： “经验基础是理解因经验基础相异而不相合的譬喻之要角。以譬喻概念如‘未知是上；已知是下’（UNKNOWN IS UP；KNOWN IS DOWN）为例来说，例句是‘That’s up in the air’（此事还悬在半空中[→此案悬而未决]）与‘The matter is settled.’（此事已定[→定案/办妥/尘埃落定]）。此譬喻有一个类似‘I couldnt grasp his explanation’（我捉摸不定/抓不住他解释的含意）一句所显示的‘理解/了解是掌握’（UNDERSTANDING IS GRASPING）之经验基础。以具体物件而言，如果你能抓住什么并握在手中，你就能仔细看并作合理的解释。对象若是在地上某一固定位置，远比浮在空中（如一片叶子或一张纸）抓起来容易，于是‘未知是上；已知是下’与‘了解是掌握’两者具整体相合性”。（[美] 雷可夫著，周世箴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台北：联经出版社，2006，第41页。）

二、原始的研究框架

在欧洲历史上，“记忆艺术”主要依靠精神图像及建筑结构来帮助或增强人们的记忆，而不依靠人的身体本身。然而，有证据表明，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们像中国人那样用手来助记，在冥想练习中也会使用到手。下图为华盛顿特区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2000年举办的一次展览的目录，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印刷文本中的手部助记符。

还有一系列欧洲的例子：从12世纪教堂唱诗班的记谱方法，15世纪的天主教宗教课程到17世纪的耶稣会冥想练习。

近代早期的欧洲印刷文化中，人类身体各部位被按照特定的顺序排列，以帮助人们记忆各种类别的事物，正如这幅16世纪晚期的“智慧宝藏”木刻画所示。

用整个身体来记忆事物的顺序——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是黄道十二宫人体图。15世纪的威尔士手稿描绘了黄道十二宫从头到脚的顺序。占星术基于身体部位由黄道十二宫分别掌管的观念，当月亮运行到身体部位对应的星座时，外科医生不应对病人使用烧灼、拔罐或放血法，这是因为天体的力量会迫使血液流失比手术预想的多，从而造成严重的体液失衡。这是目前学界对黄道十二宫人体图的解释。

实际上，这些图也是一种助记方式，人们通过身体上十二个部位来助记星座的顺序。从黄道第一宫到第十二宫，不同的身体部位对应不同的星座：白羊座躺卧在人的头顶上；金牛座的角仿佛人的耳朵；双手对应双子座，双胞胎在人的手臂上休息；螃蟹的爪如同人体胸廓肋骨，对应巨蟹座；心脏是狮子的居所，象征狮子座；处女座所在之处是女人的子宫；向下是髋骨，意指平衡，对应天秤座；蝎子座的长尾象征男性的生殖器；半人马形态的射手座将其蹄子固定在人类大腿上；摩羯座横跨人体左右膝盖；人类小腿的形状如同希腊罗马时期的双耳瓶，瓶口向下，水流倾泻而出，对应水瓶座；人类双足仿若水中游鱼，象征双鱼座。身体是记忆十二星座的有效手段，能够记住中国十二生肖的听众应该也能快速地记住十二星座。

中国人也用整个人体来助记，但助记内容及目的不同。譬如道教的八卦，《易经》中的八卦映射人体内外的不同部位，此外还有助记八卦的掌诀图(“八卦指掌”）。

从宗教仪式、驱除邪祟到冥想静修，从理解汉语发音到进行数学运算，中国文化中还存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掌诀。对我而言，何丙郁的《中国术数》（Ho Peng Yoke,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一书非常重要。该书首次论述了11世纪中国司天监使用的占卜装置——这种装置源于汉代；聚焦术数“三式”，“三式”指太乙、奇门及六壬，占卜时要借助木盘；阐释如何用手进行占卜及运算。这些占卜技法可用于预测气象，推衍政事和人事。

以下是晚明阴阳学家使用掌诀法推衍未来的图例，来自于张介宾的《妙锦万宝全书》1596年首次刊行版。

1780年，法国的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也将中国十二律手势助记法翻译成了法文，载于其著作《中国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本次讲座的与谈人王银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耶稣会士及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化传播到欧洲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我很好奇在他广泛的阅读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将中国的手部助记符翻译成欧洲语言，或将欧洲的手部助记符翻译成汉语的例子。

三、扩展的研究框架

例如，这只猩猩想要抓到树里的虫子，它正用手指捏着树枝探入树洞。此时树枝延伸的不仅仅是它的手指，还有它的思维。这类似于中国的书法艺术、针刺疗法及艾灸。

作为现代认知科学“扩展思维”的例子，中国的掌诀有何更广泛的含义？下图来自于《妙锦万宝全书》，图上坐着一位卜卦算命的先生，他的书桌左边是助手，右边是前来算卦的人。他的右手放在桌上，手的两侧是像计数棒一样的工具，而其左手正在“掐指一算”。如果采用安迪·克拉克对“用身体思考”的分析，认为身体是大脑认知的合作者，那么图像中算命师的行为就是“扩展思维”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扩展大脑认知功能而言，他用手的方式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奥托用笔记本的方式相似。换言之，手和笔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类思维的延伸。人类通过笔记或手算来刺激思维，进而扩展思维。

我的同事张嘉凤会在自己犹豫不决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通过小六壬占卜，于六种可能性中寻找答案。占卜可以帮助她决定下一步计划，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最佳结果。关键在于仪式本身为思考提供了时间，有助于她脱离茫然的现状，投入具体的行动。这一过程类似于中国医者使用掌诀测量患者脉搏，基于一系列可预见的可能性，医者会对患者当前的病情做出诊断。把脉也与农历的时间变量相联系，致力于将个体置于更广大的时间框架中。正如张介宾《类经图翼》中的第二张指掌图《南北政指掌图》所示，根据有限的可预见的结果，医者可以评估出后续最佳的治疗措施。在占卜和中医案例中，基本目标都是将可能出现的结果缩小到有限范围，然后根据当时的卜算结果，做出后续的决定。

让我们遵照游戏规则移动拇指，从A到D,从D到F，最终又落到D上，若按北京时间运算，占卜结果为赤口。按柏林时间运算，占卜结果为大安。请回忆此前自己提出的问题，根据占卜结果，有人改变最初的想法么？诸位主要关注的是什么？要做什么？这个仪式就是我对占卜的理解，它帮助人们从一个犹豫不决的时期过渡到采取行动的阶段，或者说引导提问者转换思考方式，更好地去理解及应对问题。

就我所见的材料中，小六壬掌诀最早出自15世纪晚期的《类编历法通书大全》（1470年），撰者为明代的熊宗立（1409-1482），其一生著述甚丰。《类编历法通书大全》所载的六壬法预言结构与现在完全一致，但内容却明显不同，关系到健康、福利、工作、自然灾害、家庭诸如此类的问题，揭示出不同文化的建构方式。

此处想要强调的是，张嘉凤教给我的占卜法及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发现的大量掌诀，本质层面上类似于科学仪器。望远镜和显微镜拓展我们的视觉，听诊器、后来发明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拓展我们的听觉。同样地，占卜技艺，比如我上面描述的简单方法，扩展了我们认知推理的范围。在这三种情况下，显微镜、望远镜、听诊器这类科学仪器，与被当作助记工具、计算设备的手部，皆是人们视觉、听觉和认知的组成部分，它们促进、增强和延展了这些过程。因此，当占卜者或医者使用掌诀时，他们的手与思维已经合二为一。当手部在处理变量时，头脑正在尝试学习这个系统。一旦大脑记住它们的结果与方位，变量得以确定，掌诀就成为一种身体技能，可以帮助头脑找到一条通往开阔前景的道路。小六壬占卜可能会出现六种不同的结果，最重要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答案在问卜者心中激发的想法，这种新的想法告知他是否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更广泛地讲，诸如此类的占卜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仪式，是更宏大的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的导师席文《授时历丛考》中有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评述元朝忽必烈的宫廷占卜师的职能：“当我们研究占卜的用处时，重点显然不在于预言是否会实现。相互矛盾的预言不能支配大汗做出决策，但却提供了可供讨论的多样化选择，以及广泛讨论和集中讨论的程序。的确可以说，预言家们‘占卜的是他们主人的意图，而不是未来的事件’”。（Nathan Sivin, Granting the Seasons : The Chinese Astronomical Reform of 1280, With a Study of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its Records, New York: Springer (Sources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al Sciences), 2009, pp.23.）席文认为宫廷占卜师其实是通过占卜的仪式来帮助君王广开言路，他们实际占卜的是君王的意图，并不是对未来的结果进行准确预测，因此，占卜仪式可以理解为统治者扩展思维的途径。我对安迪-克拉克的思想以及其他认知科学的理解是，集体拥有比个人更广阔的思想和智慧，占卜是一种辅助人们多层面深化思考并进行决策的手段。

回溯讲座开头，当时我介绍了副标题中的“身体即技术”，掌诀很符合这一观念。不过，Mukharji旨在讨论的是，医者身体的净化仪式直接关系到医疗干预的有效性。为了治疗效果，医者接诊病人时必要保证思想和身体足够洁净，医者要提前排空肠道、洗澡、进行祈祷仪式，穿着符合治疗者社会身份的衣物。他们的身体被当作计时装置——在测量患者脉搏的同时，背诵押韵的诗词来记录时间。中国的医学传统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我想向大家展示中国的案例，以阐释Mukharji关于印度医者的讨论。

此外，画符也是一种治疗方式，但符咒效果受治疗者心态的影响。举行治疗仪式的人必须怀着崇敬之心创造符咒，且永不亵渎它们。

1118年宋代政和年间的医学典籍《政和圣济总录》也记录了有关治疗仪式的掌诀。“身体即技术”观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典籍为何要求举办仪式者净化己身，遵行纪律并彰显美德，因为这样才能使治疗仪式发挥效力。

在中古时期的中医学中，掌诀并不总是如此。例如，最早用来阐释五运六气学说的掌诀，记录在1099年大医学司业刘温舒（生卒不详）进呈宋哲宗的医籍《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刘温舒并未提到医者需要进行净化仪式及遵行纪律，甚至没有说医者要保有医德。我们回到最早的例子，即中国医者如何用手来扩展思维，通过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来“把握乾坤”。事实上，《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天干地支两张掌诀是张介宾《类经图翼》掌诀的最早版本。

要成为一名卓越的医者，不仅要掌握天地运转，还要训练自己的望、闻、问、切的能力。此处引用《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来说明医者诊断时的感官秩序：“望以目察，闻以耳占，问以言审，切以指参。明斯诊道，识病根源，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注】此明望、闻、问、切为识病之要道也。经曰：望而知之谓之神，是以目察五色也；闻而知之谓之圣，是以耳识五音也；问而知之谓之工，是以言审五病也；切而知之谓之巧，是以指别五脉也。神、圣、工、巧四者，乃诊病要道。医者明斯，更能互相参合，则可识万病根源。以之疗治，自万举而万当矣。”在研究医书对医者而非患者的指导时，“身体即技术”的分析性概念是很有效的。在古典的中医学中，要成为一名良医需要什么？它要求医者调动全部感官，把握乾坤，并以各种方式将自己的身体工具化，这样医者才能充分发挥并正确使用望、闻、问、切的能力。

最后，以《医宗金鉴》内的图例来说明“医者的身体即技术”观，这里的技术包括：从同一体系内发展出来的可追溯到刘温舒的指掌图，用一寸中指测量病人身体穴位及经络的距离（《中指定同身寸图》）；持针预防天花；制作支撑物或调整辅助工具，帮助患者脱臼的骨骼复位（《竹簾杉篱用法图》）等等。在《攀索叠砖用法》图中，医者为患者制作了适合身体的支架，他的助手正在叠砖，调整患者的高度。与中国医学文献中病人及其疾病的插图相比，医者很少被描绘出来。尽管如此，中医文献中关于医者和他们如何使用自己身体的讨论也同样有趣。

四、与谈及答疑

与谈人王银泉教授对本场讲座关键点进行了总结：韩嵩教授的研究从技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文本中的知识作出了新解释；她将实践与实证的方法相结合，展示了中医史研究的新视野；所谓的“body-as-technology ”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用身体思考”，来自认知科学家，他们认识到身体是大脑在认知中的合作者，科学史家运用此方法重新解读了历史上的身体知识与语言。与谈者对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进行了补充介绍。钱德明对中国孙子兵法、古典音乐及孔子有所研究，其著作《中国古今音乐考》较为人熟知。在华耶稣会士们受到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影响，在中国进行考察学习，对中国的植物及医学亦有涉猎。实际上，学界研究钱德明的视角仍有局限，其中尚有许多遗漏的问题亟待挖掘，相关史料可以参考法国国家图书馆开放检索的文献。讲座提到钱德明译介十二律手势助记法，也启发了当代学者拓宽研究视野。域外的研究视角很值得重视，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较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化及传统科学译介到欧洲，部分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或文化观念在当代中国已被遮蔽，甚至完全缺失，但欧洲世界仍留有相关的藏书。

基于讲座内容，王银泉教授提出如下问题：为何会选择《千金翼方·禁经》，打破了中国医家对孙思邈传统认识？在对传统医术、医籍的研究中，我们是否忽视了什么？遗漏什么？讲座提到了何丙郁的《中国术数》，一般认为，术数又称数术，是古代道教五术中的重要内容。术数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的理论来推测自然、社会、人事的吉凶，属《周易》研究范畴的一大主流支派。术指方式方法，而数指理数气数。中医界通常用“象数”，中医象数与《易经》术数有何异同？传教士利玛窦堪称过目不忘，他的记忆能力在当时常被人称道。在与中国士大夫应和交游的过程中，利玛窦写作了《西国记法》向苦于科举的士人介绍欧洲的宫殿记忆法，史景迁的著作《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对此有详细研究。那么中医的手掌助记法与利玛窦的西方记忆法有无可比性？席文是美国学界研究道家及医学的最重要人物，本次讲座选题是否受到席文的影响？

最后，有听众提及《归经》，中国医学按形、色、气、味等特性对本草进行归类，本草的系统从单一演变到复杂。举一反三，研究者亦可从本草分类及记忆的角度去考察中医助记方法。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