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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整理

五岭通道 五山阻隔=“南岭”

蓝山片区地形地貌与农田一瞥

江华片区考察轨迹：码市—大桥—荆竹—水口—码市段

宜章黄沙堡碑刻点位图

文献整理工作中GIS工具的使用

学生调查和收集碑刻材料

谢湜：《明清时期军屯制度对南岭山地乡村聚落变迁的影响》

《扶灵瑶统纪》中的地图

清代宜章汉瑶通往驰禁后的市场进程

江永勾蓝的聚落与隘道

《黄氏族谱》中对连盛圩的记述

南岭的基本问题是交通问题

南岭初步工作成果

最后，还是要感谢团队。大山里的工作，如果没有团队协作，不可能展开。强调团队也是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的传统。期待大家都能把团队坚持下去，把工作不断做下去。

吴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

最开始在南岭地区做田野，我们有点发蒙。目前看起来，那时的工作应该是受到了华南研究的很多启发，又尝试将历史地理学调查与历史人类学田野结合起来，才逐渐摸索出现在的经验。刚刚于薇讲的很全面了，我再稍作一些补充和展望。

第一，南岭东面的大庾岭路，是唐宋明清时期的重要交通线。随着工作的推进，我总感觉对南岭山系的东边同样要有所关注，像驿传、水上运输人群以及以南华寺为代表的佛寺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展开。在空间上，目前我们的研究区域之间还有不少空隙，也要努力填补起来。

第二，区域研究和地方行政制度研究都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核心课题。198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愈发兴盛起来，历史地理学对这一研究趋向的贡献还有待总结。我们在研究实践中逐渐明白，只有把握区域主导要素，才能理解区域社会和区域特性，不论是村落尺度、南岭尺度，甚至与其他山地进行比较，研究差异或是联系，关键步骤都在于提炼区域要素。另一方面，受中大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的影响，切入区域，我们一般首先从典章制度入手，再去研究人群和其他要素。例如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我们会对偏沅巡抚、上湖南道以及州县一级的巡检司做专门研究。这些或许跟田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在地方上收集的一些民间文献常常会涉及这些层级的各种官私文书，对这些专题进行研究也应是南岭研究的一部分。

第三，现有研究过于强调卫所本位。我在研究江永时，当地有个概念叫“两相上纳”，即熟瑶面对卫所和州县两大系统如何抉择的问题。以前只是模糊地感觉到熟瑶同时和卫所、州县发生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具体情形的考虑则还不够深入，尤其对州县赋役的考察不够。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把熟瑶开户和入籍两种状态分开考虑。瑶人下山后，无论进入卫所还是州县，只是开了户，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已成为国家编户，很可能是处于一种编外状态。在明末差徭征派中，瑶户占不到便宜。到了清代，许多瑶户便感到有必要进入某种编户系统。如此来看，“两相上纳”，其实就是瑶人成为编户过程中的一个模糊阶段。江永地区出现“四大民瑶”，同样跟入籍有关，这是之前没有考虑清楚的。

第四，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南岭在赋役改革中也有自身特色。尤其是驿传方面，因为地处南北交通线上，徭役负担很重。一条鞭法改革后，要把役摊到丁粮中，而南岭人丁稀少、田地有限，应役客体少，因此当地出现了严重的“虚粮”问题。由此引申开去，南岭无疑可以丰富既有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整个明清国家运作体制有所帮助。

目前，南岭工作还有不少成果没有得到整合，有许多话题尚待推进。江永研究至今，一直是绕开女书的，包括当地以双系书写家谱的传统很有特色，我们在田野中收集到的家谱里看到有郎名册、娘名册，都非常有趣，从文献系统上这些文本可以看作是家先单和汉人家谱的中间形态。由此看来，人类学的视角尤其是亲属制度极为重要，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深入学习、积累的知识领域。

谢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们三个在史地所的学术训练中，比较重要的方面区域研究的实践，比如我和吴滔老师做江南研究，比较关心的是城乡联系、聚落空间、制度展布等区域问题。后来，我们仨带着这样的关怀走进了中大的课堂，也走向了中大之外的田野。在课堂上，我们会读哈特向、赫特纳的地理学理论，读法国人文地理学和年鉴学派的著作。我有时觉得，现在我们能看得到的南岭乡村聚落，差不多还保留着不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样态，这恰恰是早期西方地理学家所处的时代。我猜想他们在讨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基本问题时，所看到的世界有可能就是南岭这样的。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比如要在多大尺度上解决地理学研究的单元？地理学是不是要研究地表的一切？什么是合适的研究对象？如何与其他学科对话？这些也都是面对南岭乡村时我们想要追问的。

在历史资料的处理上，不管定性或定量研究，一般会按研究者的标准进行加工，也就很可能不符合历史上实际的分类方式。然而，当我们阅读民国时期邓典谟修纂的《宜章县志》，得到了很大的启发，这部县志按聚落人群在旧时代的制度属性，如军家、客家、民家等，进行了人群的分类，我把这种方式叫做历史分类。又比如民国《蓝山县图志》，志中登记了民国初年村落级的人口信息，包括男女数量、姓氏分布、姓氏来源等等。这些历史分类的细致资料，对开展大规模的拉网普查帮助很大。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工作中，就是这样开始处理聚落分布、人群结构甚至地名等比较基础的资料问题。到第二阶段，我们开始梳理基本制度，审视南岭山地社会的时空变迁。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卫所研究上。去年由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赵世瑜教授主编，Routledge出版的英文著作The Chinese Empire in Local Society: Mi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Legacies，就收录了吴滔老师和我的两篇关于南岭卫所研究的文章。卫所是制度、人群、地理三者综合的空间，连接了若干不同的问题领域，是非常好的抓手。第三阶段目前还在继续，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南岭工作之外，这几年大家也有各自的拓展。比如于薇对黄河流域考古关注较多，继续推进先秦史研究，其实跟南岭工作有许多内在的学理联系；吴滔做运河研究，运河的连接性可能更强，也是制度、空间、人群三合一的状态；我自己对东南海岛的聚落消长、人群迁移比较关心，想要开展一些山地跟海岛的比较研究。

接下来我还希望能把南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试验场，努力加强社会科学的方法自觉，更多考虑边缘人群、边界市场的学理性问题。此外，南岭某些地方在晚清地方军事化之后，因团练组织所结成的村落联盟，其形成过程也可以透视一种小尺度的政治地理。如今的学科局面十分复杂，历史地理学去往何方，常常备受关注。我希望我们今后的工作，上能够回应现代地理学奠基者们要解答的核心问题，下可以承接到20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化的地理学问题，这样做的话，做历史地理学，就是在做地理学了。

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今天他们谈的核心，还是在抓历史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南岭计划确实蔚为大观，难怪刘志伟老师他们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无论是研究工作、还是学生培养，都颇具典范性。刚才展示的一些可视化成果，也令人印象深刻。

中大有很强的制度史传统，梁方仲先生当年做社会经济史，制度就是最核心的部分。三位刚刚没有提梁先生，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很多在场的同学有必要认识到这个背景。当然，南岭的卫所、族群、市场三个关键词，讨论范围已经超出了梁先生他们当年的思考。

我在90年代初，曾经跟着郑老师进行福建宗教碑铭调查，严格来说还不算真正的田野。后来受人类学的影响，研究尺度比南岭要小得多。具体工作时，会强调“终点”，即停在某个具体地点，在一个乡镇或类似的小尺度空间长期经营，然后再对制度进行全盘把握，既有整体关怀，又有多层次视角，同时能深入了解当地人的世界观、宇宙观，包括亲属制度、地方性知识等等，进而提炼出研究课题。当然，实际工作中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现在学术界经常会提“射程”这个概念，也就是从某种特定角度切入，能处理什么、不能处理什么，是需要研究者考虑的。

张伟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我老家以前属于衡州府，当地传统上的交往方向，主要是往东到江西、往西到永州府、往北到省城，所以早些年的人对南岭熟悉程度有限。一听说于薇他们要在南岭田野时，我感觉恐怕获取材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当地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几乎寸纸不留。但听了他们的介绍，看来这个顾虑可以解除了。他们居然找到了《宁溪所志》这样精彩的史料，几乎颠覆了我对湖南基层乡村的一些认知。

历史学家天然会把时间当成一个自变量，地理学家则是把空间、地貌、下垫面当作自变量来考虑问题。湖南南部，在我的认识里基本呈倒T字型：横的是南岭，纵的是罗霄山脉。将来如果继续拓展，应该试试沿罗霄山脉往北走，圆赵世瑜老师多年来想去茶陵看看的梦想。至少走到宁冈一带，我相信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或者往东，到闽粤赣交界地带，这样地理单元也更完整。目前南岭工作归纳出的卫所、族群、市场三个关键词，主要是对理解区域历史有帮助，我觉得往东北再走走，或许会有更多地理学方面的发现。

安介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说实话，现在有不少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以文献为主，田野调查工作并不到位，只是走马观花。我们应当学习李希霍芬的方法，从土壤、山势、水流多个角度，加强对环境的认识。人类学研究很强调深入观察，乃至亲身体验，但我感觉在某些时候，研究的主客体之间要有一定的隔断，比如利用日记，能完全拿日记来还原一个人的生命史吗？恐怕有点问题。通过访谈展开的研究，也容易被受访者的主观认识带偏。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选择恰当的方法。以前大家总是认为县以下都是乡土地理，南岭的工作能做得这么细，十分值得学习。当然，下一步如何把握小尺度区域的地理学意义、如何在目前工作基础上更进一步，还要多费心思。

韩昭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正如张伟然老师说的，地理学出身的人看的自变量是地理要素，与历史学者的视角有很大不同。南岭的工作既有历史人类学的精髓，又参考了地理学手段，让人很有启发。不过也有两点值得继续思考。

其一，南岭工作已经十年了，始终绕不开碎片化的问题，虽然抓住了三个要素、四个片区，但具体如何开展比较研究？有没有可以比较的课题？在收集地方文献的基础上，也要思考一些更大的学术关怀。选择南岭并持续做下去的必要性在哪？抓住这个区域的历史线索能解决哪些现实一些的问题？应当有更清楚的答案。

其二，今天大家谈了很多历史地理的、区域性的问题，但是这个“地”还没有动起来。现在只是把“地”作为一个常量，抓住地理环境演变的线索，人地关系就出来了。否则只有区域性，地理感还是有欠缺。

杨煜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我也做山地的课题，对南岭研究有不少同感。从外在形式看，二者差异当然很大，但内核实际上是一致的。我们在西南地区的调查，也是长时间、小尺度的研究，但参与人员较少，现在完成田野的只有两个博士、两个硕士，题目包括小尺度区域的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变化、人口、市场与湖泊演变，想要解决的是全球变化背景下小尺度区域三五百年间的具体演变。深入田野、做历史人类学调查，在中大、厦大，这是从骨子里带来的东西，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信念和训练。强调多种方法综合，将不同学科的研究思路融汇在一起，非常有意思。但在具体制度、社会、人情的把握上，还需要考察者多加揣摩。

杨伟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制度文化的空间过程是中大南岭团队今天讲的关键内容，也是我们一直很关心的话题。长期以来，大家会把历史地理的田野调查当作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做法，有点走马观花的感觉。按照老一辈的看法，应该讲求实地与文献的互证，但在实际工作中常会发现，碰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实地考察加文献能够解决的了，科学性也很重要。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因为无法解释田野中看到的现象，倒逼自己读了很多土壤学、水文学、农学方面的书，这让我很有感触。就像刚刚韩老师提到的，要带着科学知识去解决具体问题，这一点，历史地理学可能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好一点，对自然科学的接受或应用比较多。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