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业核定征收所得税税率多少(核定征收的小规模纳税人所得税计算税率)

迄今为止，历史在不断地进步着，也在不断地重复着，但历史每一次的重复比起先前的历史都是在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更高的发展水平上进行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往往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探讨历史上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导现实的实践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外经济贸易具有直接的关系。早在我国唐代及两宋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与发展水平。这是因为首先唐朝自身经济的发展促使其必须寻求与外界的交往，与外界的交往推动对外开放与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其次，航海造船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同时陆上丝绸之路的畅达与商品贸易的昌盛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遥相呼应，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中国唐宋时期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例子，与当今我国的对外开放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相似之处之一：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实行自上而下的战略步骤，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唐朝政府实行开明的政策和具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推动唐代对外开放和海外贸易发展。

　　首先，开明的政策对唐代对外开放与贸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唐太宗曾说过：“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歧视外族，我独不采取这种偏见。因此境外的部落都来亲附。”这一开放的思想与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在这一思想与政策的指导下，唐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方针，如鼓励对外贸易措施等。在各大城市和港口专设接待外商的场所，如新罗馆(接待朝鲜商人)、蕃坊(接待阿拉伯商人)，并为外商开具凭证(护照)，使外商在中国境内的经营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对外商的货物要“任其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这些举措(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外商来华投资贸易。其次，中央集权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唐代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唐代的企业、织染业、造船业、金属铸造业、采矿业、印刷业等均有很高水平，特别是处领先水平的造船业，有力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盛。再次，水陆交通环境的改善(主要是加强维护安全和畅通)，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善于和加强管理也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陆路方面特设了两个特别行政管理机构予以管理：一是安西都护府，对塔里木盆地一带及葱岭外西方各国实行政治安抚和交通贸易管理；二是北庭都护府，对沿天山北路的贸易实行控制。在海路方面，在广州港创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可见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机构是推动唐代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了宋朝，更是延续了唐朝的开放政策，加大了招怀诸国来华贸易的政策力度，继续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因而使得回族先民经商活动范围较之以前更为广阔。宋代与海外进行通商的口岸主要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今属浙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其中以广州和泉州最为兴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作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深圳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区的任务是吸引外资，帮助引进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是学习市场规则的“学校”，因而可用于推动中国城市经济的结构改革。经过几年实践结果，取得了成功。深圳经济特区试验的初步成功，引发了一浪接一浪的改革开放大潮，形成全国改革开放的汹涌澎湃之势。美国历史学会原会长、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其皇皇巨著《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一书中，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研究。迈斯纳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把深圳经济特区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第一把钥匙。

　　中国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还不是外贸的发展，而是对外商投资的开放政策。而正是这种投资开放政策，促进了包括外贸在内的全面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则是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开始。实际上，向外商投资全方位开放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圳特区的成功实践促成的。

　　在5年的时间里(1980―1984)，深圳与来自50多个国家的外国投资者签订了3 000份合同和协议，价值达23亿美元。全国的合资企业大约一半落户在深圳，制造业的数量从1980年的26家发展为1984年的500家，总产量提高了29倍。特区人口从2.5万猛增到35万，到20世纪末，人口达到185万。人均产值据称达到了2 000美元，接近国家平均产值的20倍，而个人收入达到中国全国城市人口平均收入的5倍。这个让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增长速度，后来被人们普遍地称为“深圳速度”。

　　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后，挥笔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过几年的发展，深圳等经济特区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更加坚定了中央大力进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 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在总结对外开放经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88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并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所辖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4月，全国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提出的方案，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为了推动沿边地区的改革开放，自1992年3月以来，我国进一步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的珲春市，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新疆的伊宁市、塔城市、博乐市，云南省的瑞丽市、安定市、河口市和广西的凭祥市和东兴镇等13个镇。1992年7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长江沿岸城市和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南宁、乌鲁木齐、昆明、石家庄7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太原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这是我国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继沿海、沿边地区开放之后，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迈出的又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步骤。

　　由此，历经17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结束了由于多种历史因素造成的长期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转向了开放型的经济，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相似之处之二：造就了著名的国际贸易大都市和许多沿海港口城市及一大批内陆地区的中心贸易城市。

　　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首先成为最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外商前来贸易者甚众。同时，广州和扬州也是外商活动非常密集的城市。宋时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和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北宋初年，广州是宋朝最早设置市舶司的地方，也是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唯一门户，因此，广州港继唐朝之后继续繁荣。北宋末徽宗崇宁初(1064)，在广东、福建、两浙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司，而“三方唯广州最盛”。到南宋高宗时，“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继广州港之后崛起的泉州港因远离宋金战场而成为南宋主要的海上门户，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客“数以万计”，穆斯林商人众多。泉州港内风樯鳞集，云帆遮天。民间传说那时有“回半城”、“半蒲街”。“市井十洲人”与“涨海声中万国人”便是诗人对那时泉州的写照。到宋绍兴末，泉州与广州两地的外贸收入约两万万贯，各占一半，说明泉州已经迅速地赶上了广州。南宋的都城杭州是东南海陆交通的枢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素有“东南第一州”之称，是两浙路的一个市舶司所在地。而那时的扬州则是“万商落日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的景象。后来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与繁荣，于1088年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密州的板桥镇置市舶司，1113年又“圣旨于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它在北宋末年出现了“番商舶船辐射凑泊”的盛况。另外在南宋初年，又在江阴、温州增置市舶务，澉浦也是在这时兴起的一个港口。

　　由于受到现代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也由于受到中央财政政策的支持，深圳这块曾经被古老小镇包围的不毛之地，开始有了现代城市的模样：各种各样的工业园区、高耸的写字楼、现代化的宾馆、令人惊叹的新大学、公共图书馆以及广播电视台，所有这一切都迅速地建立起来了。深圳屹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中心是全国最高也是最具现代化的建筑之一。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全国范围内上述所有沿海、沿边、沿江和内陆省会(首府)城市以至于全国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举国上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相似之处之三：唐宋时期由于外商的大量涌入形成了穆斯林聚居的“蕃坊”，而现代浙江义乌穆斯林社区的形成也是如此。

　　“蕃坊”之名始见于唐人房千里之《投荒录》中，是指来华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的聚居之所。“唐时寓居广州的穆斯林人数当在万人以上。因此，‘蕃坊’首先在广州出现是必然的。”长安的胡商或蕃客在玄宗天宝年间就已经有留居达40年之久的时间。而扬州和海南岛等地也都是阿拉伯各地商人的聚居之地。上述地方的穆斯林聚居一处，就必然存在管理上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蕃坊”组织。

　　进入宋代后，海外贸易的繁荣使阿拉伯各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云集于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城市与商业贸易中心，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形成了许多蕃客聚居区。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明确记载蕃坊的地区只有广州与泉州两地。朱或的《萍洲可谈》记载了蕃坊的详细情况。“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入贡，用番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番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番坊行谴。缚之木梯上，以藤杖之，自踵至顶，没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盖番人不衣，喜地坐，以杖臂为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由此可见，宋代蕃坊的体制和职能与唐代的基本相同。每个蕃坊设蕃长(或都蕃长)一人，由德高望重者担任，封职由皇帝下诏，或由皇帝令地方官裁定。蕃长的服饰与华人相同。蕃长的职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教法管理蕃坊内的行政事务与宗教事务，同时还负责招邀蕃商入贡，通过国际商业贸易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穆斯林蕃客在中国居住日久，成家置业，子孙繁衍，对蕃客子弟的教育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宋代曾专门设置学校以便蕃商子弟入学，当时成为“蕃学”。如北宋程师孟知广州时，曾大修学校，而“诸番子弟皆愿入学”。

　　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坊的出现和发展是当时对外贸易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义乌穆斯林社区的出现与形成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