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在北宋中期那个大变革时代，变法与反变法这两派对立的情势，到神宗时日益尖锐化。两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终至由暗斗而演为明争。当时王安石曾云：“切以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所异故也。……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
司马光
司马光是保守主义者吗？
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领袖人物的司马光之“保守主义”定性问题。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中期，由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导致了严重的积贫积弱危势，各种矛盾空前激烈，“天下之势危于累卵”。面对此情此景，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变革旧制，以求救世。即所谓“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5页）由范仲淹等发起的“庆历新政”和紧接着的王安石变法皆是当时历史变革必然要求的体现。审时度势、顺应时变，司马光此时也力主变革，反对一味固守旧弊。
首先，司马光曾屡屡上札，敦促皇帝决心变革。司马光认为当时“国家承百王之弊”，而“陛下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要求勇于“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他坚决反对那些凡事守旧、不思变革、“当更而不更”的做法。认为“凡国家之弊、在于乐因循而多忌讳”、“方今国家多虞、人心危惧、正是朝廷斟酌时宜，损益变通之际，岂可不究利害、但循旧例而已”。指出“臣等闻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何必事事循其陈迹，而失当今之宜也”。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应拘守先王祖宗令典。对祖宗的太祖太宗的令典成法，司马光更是屡屡提出变革要求。他要求当朝皇帝革除太祖太宗的独揽政权，凡事“一一躬亲阅视”的做法，反对当朝皇帝沿用太祖太宗重视培植“腹心羽翼”的陈规，反对太祖太宗开始的大肆“推恩”、随意授官于各级官僚亲属的贯例，他也反对用人唯讲年资出身，不问德行才能的“祖宗”旧法，认为“夫资途用人、不问能否、比例从事、不顾是非，此最国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
其次，司马光直接提出了许多变革的主张、措施。他从“方今国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过择人、赏罚、丰财、练兵数事”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其所言：
收拔贤俊、随材授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慎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翦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勇、罢去赢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十一）
从当时最迫切的经济变革来看，司马光提出了不少“丰财”措施，这集中体现在其仁宗末年所上之《论财利疏》中。司马光在该文中认为要恢复经济、增加财利、必须采取三条根本措施，即谓“方今之术奈何？曰：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所谓“随材用人而久任之”，是要求变革当时管理经济的官员不都由根据“出身资序”的原则而来的“不晓钱谷”的“文辞之士”担任，且因每每频繁的调动，致使这些官员养成不熟悉、热心本职工作的陋习，故他主张“精选朝士之晓练钱谷者”来担任经济官员，而“不问其始所以进”，不必讲“出身资序”加以提拔，并确保其任职相对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司马光提出的一系列致治经济军事教育的变革措施中，包括了众多的改革先王旧制和祖宗成法的内容，它充分表现了司马光是一个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改革者。如他反对当时实行“三代之时”“兵出民间”的“古制”，主张革除以民代兵的“刺义勇”和保甲法，实行唐起的募兵法；要求改革“古者天子亲祀上帝、一岁有九；国朝之制、天子三岁一郊”的先王祖宗的郊祭礼制，主张只在“大庆殿恭谢天地”即可；在其所著的《书仪》中，屡屡变革《仪礼》中冠婚丧礼的古代仪制”；他甚至无视孔圣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圣条，以“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而不改”的气概，要求哲宗立改刚死的父皇神宗之新政。
这些主张革除先王制度祖宗令典的措施，清楚地说明了司马光决不是倡导“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保守分子，而是一个决意从现实出发、抛弃一切不适宜于实际需要的旧的政令制度变革者。
司马光何以一直被当作保守主义者呢？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他是王安石变法的头号反对者。通过对司马光著作的考察来看，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致的，都主张要变革弊政，而在“如何变”上，司马光就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概括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其基本点有二：一是在内容性质上指斥王安石的新法是“困民之法”，它以“聚敛相尚”、“其害乃甚于加赋”。二是在方式方法上批评王安石变法是“轻改旧章”、“尽变旧法”、“独任己意”，急功近利。尽管后人认为司马光在元佑更化中有“意气用事”“负气求胜”“以恩怨自是非”诸缺陷，但其中亦有不少合理之处。他主张针对实际、实事求是，稳重而行变法的态度，大要可以归诸其中和之道。在他看来，改革方案须经过充分周密地协商讨论，不能仅凭几个人臆断而定，“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与众共之，舍短取长，以求尽善”。显然，在这方面，司马光的指责和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是积极的。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其深刻的内在根源正在于此。任何变法既是革弊除陋，因此一既要追求发展速度与效度，还要考虑到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社会改革稳步推进的重要保证，决不能盲目冒进。
由此可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从根本上反对变法，只不过是不同意王安石式的变法而已。这一点还可从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法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概否定的态度看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采取任意的全盘排斥，而是持有因有革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法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厘革”；“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因此，在哲宗元佑初年，司马光实际执政后，他虽对王安石变法持强烈否定态度，但在具体过程中并未全部推翻“新法”，比如对王安石关于改革科举与学校的变法内容，司马光就肯定其是“革历代之积弊”，基本予以继承下来；再如“方田均税法”，从现有文字资料看，司马光亦不曾提出异议。即使对其反对最力的免役法，司马光亦并未要求完全恢复旧法的差役法，而是主张各州各县从各自实际出发。“曲尽其宜”，对原差役条款“于今日不可行者，即是妨碍，合申乞改更”，视情况吸收了免役法的一些内容。
总之，司马光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决不能据此即认定他是一个顽固守旧者。我们决无理由将异于王安石的变法者皆断为保守主义者。通过以上的分析应该不难看到，司马光乃是一个典型的反王安石变法的变革者，是一个异于王安石激进型变革者的稳健型变革者。司马光喜说“自然”，他以为“自然”便是“无为”，便是守常。《迂书》说：“古之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之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道是守常的，不变的，治“道何如而独变哉”？他认为“法不可变”，应以因循为务。他曾致书介甫畅论老氏的“无为”政术，他说：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硙硙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
他认为介甫的变法是老子的政术。他最喜汉初的黄老无为、“以因循为用”的政治。史载神宗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事，问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可变乎？”司马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脱脱等：《宋史·司马光传》）这里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之语并不是在强调墨守陈规。在司马光看来，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不可变的，而是要强调一种因任时势，法乎自然，反对刻意人为的精神。故他批评王安石“用心太过”。
“从司马光上述丰富深刻的变革思想及其主张，从司马光强烈沉稳的变革精神与气质看，司马光也应算是北宋杰出的变革者。”（董根洪：《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第358页）尽管为了增强反对那打着“法先王”旗号的王安石“新法”的力度，他也曾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词滥调，但从其总体的思想倾向和长期的现实表现来看，司马光决不是泥古不变的顽固派，而是一位坚持儒学基本原则，稳健通变的改革家，将司马光定位为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证据不足，有欠公允”的判断。
在司马光的视野中，王安石在政治上是一个“力战天下”“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之人。尽管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彻底地否定，但却对其文章和人格予以肯定。在神宗不堪各方弹劾压力，准备罢安石相位前征求司马光意见时，司马光并未落井下石，而是力陈王安石嫉恶如仇、襟怀坦荡、忠直耿介，有古君子之风。王安石去世以后，刚上台任宰相的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司马温公集》卷六十三）后根据司马光“朝廷宜优加厚礼”之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一对中国十一世纪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共同的君子人格操守，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引发起了后世更为激烈的党争和关于北宋亡国之因的追思争议。对两人政治立场的厚此薄彼亦成为后世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这一千年前的巅峰对决尽管以形式上王安石新法的尽废而落下帷幕，但当年那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后王安石时代”。
王安石与司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彼此的友谊既年深情笃，各项重大的分歧，也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政策的争辩中，他们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略无情面；然而，在个人之间，却依旧洽守友义，不负夙契——既没有权势的倾轧、阴险的残戕，也不曾互相诬谤、暗害中伤。他们身后的荣辱遭际，以及与新学、理学在两宋之际的升降沉浮，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演变与发展，都有着重要关联。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今天身处改革的年代，当我们反观千年前的这一争议时，对于两人的关系及各自的历史定位时，恐定会有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解读。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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