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瑞典，很多人都会想到高福利、高收入和漫长的冬天，还有就是沃尔沃、爱立信、宜家这些国际知名品牌。

从社会发展上来看，瑞典非常特殊，作为一个只有千万人口的中型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5万美元，不要说在全球，就是在最富有的欧洲也是名列前茅的数据。

跟瑞士这类主要依托金融服务的国家不同，瑞典是靠着传统的制造工业走到了如今高度发达的地位，这也令瑞典成为全世界国家发展的优秀范例。

如果要讨论瑞典的成功经验，那么大概就可以概括出以下三点：资源丰富、独特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以及高度重视社会公平。

而后两项，正是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中最大的特色。

这同样也作为一个真实生动的例子告诉我们：高福利并不一定“养懒汉”，反而有可能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瑞典资源的丰富与匮乏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瑞典似乎很难跟“富裕”这两个字沾得上边。

瑞典所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来贫穷，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块巨大的半岛处在欧洲的偏僻角落之中，离传统的欧洲文明中心如罗马、巴黎、君士坦丁堡都非常遥远。

这块巨大半岛紧挨北极圈，冬季漫长气候严寒，地形崎岖多是山地，这就导致农业和牧业都非常难发展。

所以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瑞典唯一的特产就是维京海盗——在家乡种地放羊活不下去，只能经常性地南下以掠夺为生。

这也导致北欧长期被欧洲人视为化外之地，北欧人更是与文明绝缘的野蛮人。

糟糕的气候条件，偏僻的地理位置，落后的文明程度让瑞典不论经济还是政治都一直是欧洲的二流国家，一千多年来除了古斯塔夫二世在位时曾有过一段辉煌外，其他大部分时间瑞典的存在感都很低。

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瑞典的情况出现了转机。

蒸汽机的力量将世界的历史进程都推快了，全欧洲都掀起了建设工厂，铺设铁轨的高潮，这就激发了国际市场上对铁矿和木材的旺盛需求。

恰好这两样资源瑞典都得天独厚。

19世纪瑞典在基律纳发现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铁矿矿藏，这里的铁矿纯度很高，可以达到70%以上，还可以露天直接开采，是相当优质的矿区。

而瑞典的森林资源同样非常丰富，全国一半以上的面积都被森林覆盖，又得益于寒冷的气候条件， 瑞典树木生长缓慢，所以上下粗细更均匀，年轮细密更便于加工，属于高品质木材。

靠着这两项重要的自然资源，瑞典快速进入了工业化，而与铁矿相关的采掘、冶炼，与林业相关的家具、造纸等行业，都有了快速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之后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创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就是瑞典人。他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改进炸药提高矿山开采效率而发家致富，去世后用大笔遗产创立了诺贝尔奖。

不过，虽然依托自然资源和初级加工品瑞典迎来了最初的发展，但是此时的瑞典并不出彩，既没有强大的军队，也没有广阔的殖民地，人口还相当稀少。

所以用美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瑞典在二战前顶多是个“繁荣的大农村”。

而更麻烦的是，这个“大农村”所依赖的铁矿和森林资源在20世纪都开始丧失竞争力。

首先是铁矿脱磷技术的提高，使得工厂对铁矿纯度的要求不那么高了，跟着还有巴西、澳大利亚等地铁矿的勘探。

而本地的过度开采又让铁矿资源迅速消耗，原本的露天矿区渐渐都转到了地下，而坚硬的岩层和冻土带让挖矿成本暴增，瑞典的铁矿迅速失去了原来的优势。

跟着出问题的还有森林资源的快速减少，低温培育了瑞典优质的木材，但这同样意味着生长周期过于漫长。

在稍微温暖一些的南部，一棵树从树苗到长成需要60到80年，而到北部这个时间还要翻倍，最多的更是需要足足150年！

况且森林砍伐还带来水土流失，自然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所以瑞典更不可能无限制地向外出口木材。

而在瑞典经济渐渐陷入停滞的时候，一场世界性的金融风暴悄然而至。

社会民主主义

1929年10月，从美国华尔街所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处于地球角落的瑞典同样不能幸免。

在这之前，因为投机行为普遍，瑞典经济已经有一轮的虚假繁荣，现在大萧条的镰刀挥来，各种公司就像是小麦一般被成片割倒。

公司倒闭连带着就是社会大面积失业，据统计，当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全瑞典上下都陷入了严重的恐慌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执政的自由党依然固守着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是生产供应太多造成价格崩盘，不去想办法改善人民生活，反而采取紧缩政府开支、降低工资标准的办法，使得瑞典经济雪上加霜。

在野的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魏格福斯则指出，危机的根源是购买力不够，也就是人民没钱消费才造成了危机的扩大，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更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来改善状况。

魏格福斯的理论得到了社民党大多数人的支持，1932年社民党经过讨论后，决定将加大公共建设，减少失业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

在大萧条危机中，广大瑞典人民已经对自由党失望透底，社民党的方案则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另外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民党不同的是，瑞典社民党非常重视农民，他们不反对农民保有土地和私有财产，对广大农民采取了一种合作的态度。

所以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支持的社民党首次击败了自由党，成为多数党拿到了政权，瑞典历史上最大的改革也正式展开。

执政的社民党立刻展开了行动，破天荒地拿出两亿瑞典克朗投资到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

这样的大型投资在两年内令一半的失业者受益，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失业人口如此多的情况下，社民党还坚持按照正常工资标准支付工人薪水。

接着，社民党为了扩大出口，在当时金本位还盛行的时代，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克朗贬值25%，大大提高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而随着经济好转，社民党政府在1934年就开设了失业基金，紧跟着又建立了人民养老金，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以及建房贷款制度，在福利制度的建设上走在世界前列。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社民党依然支持工人自行组织的工会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1938年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就工资和劳动条件所达成的协议，奠定了瑞典未来社会关系的范例和基础

谈判这一方面大大改善了劳工的待遇，另一方面又帮助瑞典社会的劳资矛盾相对缓和下来，不至于演变成同时期美国那样的流血冲突。

而这种以工农联合为基础，与资方既斗争又合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致力于劳动阶级更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中来，也就是瑞典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内涵了。

福利国家下的商机

1944年二战行将结束，和满目疮痍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保持中立的瑞典就像一块世外桃源。

而社民党此时已经稳定执政12年，他们更加自信地要推动国家向更高层次迈进。

在这一年的社民党大会通过的新党纲中，这样写道：“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

执政的重点在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经济民主与效益，还有社会福利。

而实际的工作中，除了加强计划调节、鼓励竞争、法制建设、加大教育投入、缩小各地差距这些“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外，瑞典在战后经济政策最大的特点有三项：

一是高福利投入，二是高额税率与平均化工资，三是提高工会地位，以至于倒逼公司进步。

在高福利保障上，瑞典值得全世界人的羡慕，社民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重要关键，在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福利标准，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而且福利待遇在全国范围内一碗水端平，劳动者不管是干什么工作，居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享受差不多的社会保障。

这些眼花缭乱的福利项目包括：

未成年人每个月都可获得国家补贴，教育全部免费；

低收入者住院免费；

妇女有15个月的产假，其中12个月还会继续支付90%的工资；

老人退休除了基本养老金外还有补充退休金，数额跟其过去的最高工资挂钩。

这样高标准的福利自然和瑞典政府的大量投入分不开，1977年，全国国民生产的三分之一都用于社会性开支。

在2004年，瑞典政府更支付了80%的医疗费用，作为对比美国政府仅仅支付了45%，另外美国还有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而在瑞典，高福利除了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外，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改变。

因为重视生活质量和公共福利，催生了一大批的新兴产业。

比如瑞典是最早规定乘车必须系安全带的国家，并且指定要三点式安全带。

这就促使瑞典沃尔沃汽车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把三点式安全带作为标配的车企，引领了整个汽车行业的风潮。

而且因为这种先发优势，瑞典制的汽车安全带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再比如，因为瑞典对医疗的投入极大，而且非常重视残疾人的权利，所以瑞典为他们所建造的公共设施远远领先于大多数国家，与之相关的制造业也就成了国际市场的标杆，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这证明了瑞典的高福利创造了很多崭新需求，并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让本国企业提前占领了这些领域的制造业龙头地位。

平均主义的优势

说起平均主义，很多人会想到大锅饭，缺乏积极性，但是瑞典就告诉我们，一种公平的工资制度是可以非常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

瑞典的工资结构十分独特，实施一种“平等工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同技术层次、产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全世界最小的。

而能够形成这种结构是因为瑞典双管齐下，一方面拉高基层职工的待遇，另一方面用高税率压低管理阶层的薪水。

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的时候税率能够达到85%。

经过税收和福利调节，瑞典10%收入最高的人群和10%收入最低的人群相比，收入差距能从10:1降低到4:1，瑞典的贫富差距也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一档。

而这带来另一个好处，瑞典工人的平均工资虽然高，但因为实行平等工资制度压低了企业高管的工资，反而令汽车、卡车和重型机械等产业上的劳动成本要低于其他竞争对手，使得瑞典制造业的优势更加突出。

另外，瑞典对资本所得课以重税，比如政府会对企业利润双重征税，在征收企业税之后，对股东分红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相对应的，政府对企业的投资则提供减税优惠，使得企业将大部分的利润投入到生产研发和产业升级当中，那种追炒金融项目和变现跑路的事情在瑞典非常罕见。

这就保障了瑞典在科技上投入的资金是充裕的，大大提高了行业更新换代的速度。

同时，高工资和高福利也是企业进行自动化升级的重要动力，平均工资制度让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都必须尽快升级。

简单来说，在一般的国家，很多企业可以只关注规模而不关注技术进步，因为工人的工资低，雇佣的人越多企业赚得也就越多。

但在高工资的瑞典这条路却是走不通的，低水平地扩大生产线反而是赔本买卖，只有自动化生产才有利可图。

这也是为什么瑞典在纺织、造船和钢铁行业转型较快的原因。

在政策的压力下，转型成了企业“必选项”而不是“可选项”，只有不断提高自动化生产能力，瑞典企业才能继续生产下去。

工会参与管理的专业保障

在瑞典实行全国统一的劳资谈判制度后，其总工会认为工资如果由企业利润决定，等同于是让工人为企业的管理不善而买单，所以坚持认为工资只能取决于工作本身的性质和劳动强度。

所以工会一直极力追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工同酬”，这种略显极端的诉求加快了企业的优胜劣汰，那些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管理无方的企业被迅速淘汰。

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完成产业升级，适应社会要求的龙头，这样的公司再到国际市场竞争，自然是所向披靡了。

而除了对工资的影响外，社民党还支持工会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

瑞典议会在1972年通过法律，规定所有25人以上的企业理事会中必须有职工代表，并对企业解雇员工的权力做了很多限制条件，大大提生了工会和工人在企业管理上的发言权。

在1976年通过的法律中还进一步地规定企业要做出重要决策，事先都要通知工会并听取其意见。

工会和工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两个好处。

一是工人对企业的认同感非常强，毕竟都直接参与管理了，工人当然更有“我是主人翁”的意识。

工人的高地位让瑞典人民都以在产业界工作为荣，大学毕业生也大多投身于制造业。而能够代表瑞典工业成就的核心产业，更是优秀学子的首选工作场所。

所以，瑞典人对工作的态度都非常稳定，跳槽转行的情况很少发生，这也让企业经营能够保持稳定和连续。

工人参与管理的第二个好处是企业晋升通道更畅通，瑞典许多高管都具备技术背景和基层工作经验，空降领导层来外行指导内行的事情也基本杜绝。

而且这些高管经验丰富，熟悉专业工作，拥有不轻言放弃、锲而不舍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

这就使得瑞典公司很少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不论风口如何变化，公司的高层还是会专心在自己本行业的发展上。

资本投资也基本属于长期性，很少出现转卖的情况，击鼓传花式的“风投”现象更是少有。

总的来说，瑞典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告诉我们高福利和高待遇并不单纯只作为经济发展、工业进步的结果。

反而是可以作为一种原因，一个动力，一个方向，促使着工业水平、经济条件乃至于整个社会，都向着更高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