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收益的梯形账户(本年利润账户与投资收益账户的结构)

国家统计局2021年1月18日公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3%，超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预期，在全球经济一片哀鸿的灰暗背景之中，中国的GDP犹如一个炫目的高光点，让世人艳羡不已。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重要的转折点，在2020年经过疫情的考验之后，中国还能以这样的速度增长，的确来之不易，然而我们也需要沉思，GDP100万亿背后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到底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壹

GDP的前世今生

01 GDP的诞生

GDP的定义大家都耳濡目染，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之内，所有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所创造出来的全部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是市场价值的总和，这个叫GDP，从硬币的另外一侧来看，也叫国民总收入，不管是GDP也好，还是国民总收入也好，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任何事情都要有历史的纵深感，用历史上的眼光来观察GDP，我们所理解的GDP则并不简单。

最早谈论国民收入概念的书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那时候司马迁已经在探讨当时汉朝的所谓的宏观经济形势，书中司马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即有必要从国家这样的高度认知一个社会财富创造、流通和分配发生的全部原理。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例举了全国很多地方的自然资源、优势产品和风土人情等等，比如关中地区盛产竹和木，山东地区崤山以东地区盛产鱼和盐，江南地区出土楠木和金錫，岭南有很多珍珠、玳瑁、犀角和象牙，还有川中蜀中地区、两湖地区等列出了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并在书中提出了“物以稀为贵”这样的的价值原理，然后建议汉朝政府应该遵循人性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大家在社会上忙来忙去，无非是追求利益而已，应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人们这种追求利益、追求利润的动力，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潜力，使全国的经济资源充分调动和循环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汉朝变得富强，老百姓变得富裕。

司马迁的这种理念与当时汉朝主流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汉朝还是歧视商人，但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基本上可以看到一个现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书中提出了一个国家应该如何理财的探讨，还列举了当时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成功的商业案例，所谓的素封，即你不是达官贵人，不是权贵，但是可以通过经商过得比封建王侯还要好。

《货殖列传》这本书探讨的就是汉朝宏观经济学的领域，探讨为什么国民应该致富和如何致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民收入的问题，相当于汉朝的国富论，只是司马迁并没有最终建立起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司马迁那阵儿已经知道了“物以稀为贵”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蕴含了市场中间的一些核心原理，比如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供应能力和购买能力反复的博弈形成的物以稀为贵这样的现象。

因此司马迁已经把宏观经济学的现象描述到了，一个国家应该如何致富，国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增加财富，但是不能清晰的提炼国民收入的概念和进行数量上的计算和统计。真正在后代人把这个问题提炼到一个理论高度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国富论》里面亚当斯密把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的定义分析的更加透彻，提出了一个跟市场分工原理差不多、具有革命性的一个重要的财富理念，一个国家的财富归根到底就是它所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剩下的一切都不叫财富。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定义了劳动创造财富的一个根本性的原理，它在分析一个商品有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进一步分成三个部分，每一种商品的价格背后都包含这三个要素，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每一个商品它的价格都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构成，把所有商品合在一起，一个国家全部商品的价格也必然由这三个部分构成，所以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国家收入的根本性来源。

当代我们评估GDP方法有三个：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收入法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的三分法，一切商品价格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全国的商品和服务累加在一起，同样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切的收入都无外乎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没有其他的来源。

《国富论》这本书为国民收入这个概念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框架，正确指出了分工可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增加国民收入，但是它没有能解释后来发生的问题。30年代大萧条爆发了，大家突然意识到国民收入不仅是取决于生产方，还受制于需求方，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的话，国民收入也会下降。

看到这一问题并把这一点提炼出理念的是凯恩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把国民收入定义成经济体中的总需求，总需求由两部分组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看30年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包括凯恩斯的书中也专门提到，消费需求从来就比较稳定，不管是繁荣时候还是不繁荣的时候，消费需求是偏稳定的，而投资需求是在总需求中变化比较大的，投资需求的波动导致了总需求的变化，总需求的变化则影响了国民收入。

凯恩斯试图把就业、货币政策、货币的利率、国民收入一系列的问题打通，建立宏观国民经济体系，他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国民收入的波动主要是源于投资需求的变化，投资的增加和减少又会引发更大的国民收入的变化，如何来对抗经济萧条和经济下降时期就是增加总需求，确切说是总需求中的投资需求，投资需求经过一些列的乘数效应之后会使总需求变大，从而最终使国民收入增加，他提出了一套反机制、反周期操作的理论体系，经济不行的时候政府一定要投资。

凯恩斯的理论言之成理，困难在于缺乏数据。

当时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在内根本搞不清楚一个国家在30年代的时候国民收入到底有多少，各个国家都不知道本国到底有多大的生产能力和经济规模，如果连总需求都不知道，又怎么能通过某个立法或通过发多少钱来刺激经济呢？都不知道总的经济产出的规模有多大，也就不知道立法中应该搞一个什么规模的财政刺激，创造多大的投资效益，乘数效应是多少？所以30年代虽然有凯恩斯这套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但是缺乏数据。

02 美国建立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缘由

为什么当时各个国家没有建立起一套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呢？美国在大萧条之前从来没有搞清楚本国一年能生产多少东西，没有系统性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更没有所谓GDP的概念。

美国最早开始做经济统计数据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而且这种统计工作是由极少数个人的兴趣在驱动，这些少数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美国的各行各业，比如说研究南方的棉纺织工业，北方的采矿业、运输业、钢铁等，这些人开始有意识的记录美国国内南北战争之后，由于市场统一在一起经济高速发展，他们开始系统性的记录各个产业之间的数据，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来计算产业链条上的增加值，也就是我从南方采购的棉花供应给北方的纺织厂，中间北方的纺织厂增值部分是多少，北方的纺织厂最后又卖给了做成衣的工厂，做成衣的工厂中又增加了多少附加值，然后通过交通运输到了流通环节，最后卖出的价格又是多少，中间商业部分又增值了多少。

有一群个体的爱好者开始分析这个问题，并逐渐累计起来了各个工业行业，包括农业、运输业等这些行业中间的一些增值的数据，他们经常在一个小圈子里发表这些数据之后开始获得各个行业、工业协会的重视。

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建立统计学这样的习惯和意识，看到少数人把钢铁、运输、棉纺织工业数据做出来了，各个协会感觉对产业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并开始资助这些人把这个工作做的更细化，这个是在19世纪美国开始进行经济数据统计的时候出现的基本的态势，是个人在做。

看美国大萧条历史的时候会发现1931年出现了重大的金融风险，大量银行倒闭，美联储差一点点也出现问题，这一年是情况极具恶化的一年，甚至整个国家都会出严重的问题。

当时国会很紧张，开听证会召集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大学的经济学家到国会开会，讨论如何应付严重的经济的恶化，结果在听证会上不管是政府哪个部门，还是各学术机构，就没有人确切知道1929年以后的美国的国民收入数据，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联邦政府和经济学家们都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大萧条的程度和规模，因为根本没有数据，不知道美国的整个经济下滑了多少百分比，GDP下滑了多少，增速下降了多少，多少人失业等等这些都没有清晰的数据参照。

听证会这件事之后震撼了美国国会，1932年2月开始准备立法，重点研究国民收入问题，这就是美国商务部和国会共同开始研究，怎么来计算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该如何来做。

当时面对真正最突出的、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总购买力，或者说总需求的数据，没有这个数据政府就没有办法制定经济刺激的计划，不知道该投多少钱、往哪个方向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相对而言美国的生产能力经过1860年以后，很多人的共同努力还是积累起来了各行各业的一些数据，但总需求的数据几乎是空白。

到了1932年6月，美国国会终于通过立法，要求商业部专门提供1929年到1931年三年的国民总收入的报告，报告包含估算农业、制造业、采矿业、交通业等各行业的生产数据，此外还要求估算出国民收入的分配情况，如工资占多少、地租有多少，专利费、分红、公司利润等分门别类算出来，生产性数据需要统计各行业的这些企业向居民部门支付账单时候的原始数据，通过账单的原始数据计算一家工厂到底卖给老百姓多少辆汽车、多少个收音机等等，把每一个工业企业的原始单据收集起来，分门别类进行计算，这些数据反应了国民收入中间流向个人的分配情况。

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反应居民的购买力，这些数据需要大量的收集工作，所以这段时间建立的是国民统计的体系。

从这个法案中可以感觉到，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所创造出的所有的商品和服务，把全部这些商品和服务摆放在一个巨大的市场中进行交易，每一个交易实现之后都会出现两个后果，出售商品一方获得的叫收入，获得商品的一方得到的是这个商品或者服务的使用权，这个不就是会计学中的梯形账号吗？左边代表全部收入，右边代表全部的产出，就是商品使用的最终流向。

这个思路就是商业部最后建立的非常著名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这个概念，后来所有的东西包括GDP、GNP所有这些数据都是源于这个账号的建立，没有这个账号就不可能计算出来GDP这个概念，因此这个被号称是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梯形账户是宏观经济学最核心、最基本的东西。

梯形账户采取的是复式记账法，无论左边加在一起还是右边加在一起，总和最后一定结果是一样的，每笔钱都有两个方向来记录。这张表左半部分就是GDP统计中间的收入法，右半部分就是现在说的支出法，在一张账户上全部统计出来。

理解了这个梯形账户就能真正理解什么是GDP，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指的就是从支出这个方向看这张表的右侧。

那么关键是谁搞出这么牛掰的这么一套理论呢？

03 GDP概念之父西蒙库兹涅茨

第一个将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人是西蒙库兹涅茨，俄国人，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他提出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这套体系被人称之为GDP概念之父。

库兹涅茨是1933年参与国会的计划，代表商业部来进行统计和计算，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国会的要求， 1934年1月的时候完成了国民收入第一次总的计算，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报告国民收入1929-1932。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确切知道了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到底有多大，也就是在这次报告中库兹涅茨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美国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90亿美元暴跌到1932年的380亿美元，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经济数据。

披露之后引发了美国的震荡，国会、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受到极大震撼，在这个报告之前没有人知道美国1929年的经济总规模是890亿，这个数据是第一次把它数据化和量化，关于1929年的股灾，1931年的银行大危机、1932年的大失业，所有这三年造成的巨大破坏了一下通过数据得以量化，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为之震撼，国民收入这个概念在美国很快就变成了妇孺皆知的一个概念，罗斯福在193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口号就是引用国民收入。

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统计方法成为美国商业部统计国民收入的基本方法，在整个30年代用的都是这个方法，不过库兹涅茨当时搞出这套方法的时候也埋下了地雷，他在算法中非常刻意的在意了数据的可靠性，非常不愿意使用那些有争议的数据。

首先，一个家庭劳动中一个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跟一个在外面工作的劳动价值是等量齐观的，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当时库兹涅茨面临的一个情况，家庭劳动算不算市场经济，是不是应该进行合理的估计，怎么进行合理的估价，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被争论得非常厉害，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所做的巨大的贡献相当于她在外面为社会创造出出了多少价值，库兹涅茨留下的所谓的bug至今还没有被fix。

其次，地下经济比如说毒品、非法的枪支弹药、贩卖人口等等这些算不算，这些都是有经济价值但是没有被统计进来，另外资产价格变动算不算等都是当年库兹涅茨留下来的bug。

因此，当年库兹涅茨在商业部建立起一套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时候，这还不叫GDP和GNP，只叫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GDP的概念真正出现的时候是在二战，美国国民收入统计开始在战争中全面转向战时经济，这个时候国民收入概念的缺陷就体现出来了，它很难直观的展现美国物质的生产能力，只是一个收入和支出的思路偏会计学，但是到底能生产多少坦克、造多少飞机、生产多少艘军舰这跟生产部门的工业水平、运输能力和发电能力有直接关系。

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更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统计思路，这个统计思路是能直观展现物质生产，美国战时经济部门脑子想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保障战争和军事工业需求的情况下，还剩下多少生产能力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这个是美国当时经济部门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这是一种强烈的产品导向思维，如能生产多少吨这种类型的原材料和多少件这样的产品，这种统计思路导致了生产法的产生，生产法专门统计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这是跟战争的推进有关，这两者之间需要进行一个转化。

比如国民收入的统计中怎么转化成生产能力，中间怎么做调整，如资产折旧在算国民收入账户的时候，资产折旧算的是净值，但是如果考虑美国整个一个国家有多少参战能力和最大生产极限的时候，折旧就不能算，折旧需要反过来被加进来，因为这个时候才能把现在的生产能力算清楚。

此外，以前在国民生产收入账户中考虑交税，生产过程中一定涉及向国家交税问题，但是在考虑军事和作战情况下，税也要加进来，才能表示出一个国家最大的生产能力，这就是毛收入，GDP Gross就是把折旧加回来、税加回来才能计算出来毛能力，一个国家的GNP就是毛生产创造产品的能力被称之为GNP，这个概念是1942年的报告中提出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国民收入账户、GNP，GNP后来变成GDP，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上，所有参与国决定把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参照工具，后来GNP被GDP所取代，GDP的统计方法也经过了很多次修改，现在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经济统计手段和重要的经济指标。

这个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对历史的分析之后理解国民收入和GDP的概念。那么中国的GDP是怎么计算的呢？

贰

中国GDP的计算方式

中国在1985年用的是苏联那套物质生产的平衡表，就是物资生产的各种各样的评估表，只考虑实实在在的物质，不考虑虚拟的服务，而一个国家服务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这套统计方式越来越落伍和掉队，再加上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在1985年以后开始琢磨换一套经济体系来指导政策制定，便转向“双轨制”的方式，既参考苏联那套东西，同时转向联合国依据美国搞的这套国民收入账户体系，用美国的作为基准被联合国上升到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双轨制一直运行到1993年中国才彻底放弃原苏联那套体系，转轨道到国际上所有国家都通用的GDP的核算方法。

所有一切都是在看数据，没有谁能够很轻易的得到这些数据，所有国家都会花巨额的成本来收集、分析和统计，中国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几个部分。

第一是国家统计局，他们会系统的针对中国各个产业、长期以来进行大量系统性的统计，如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等。第二是国务院也有统计部门专门统计相关交通运输、货物、服务出口等国际收支的一些统计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行政材料，比如财政信息、工商管理的资料都是采集的对象。最后是会计决算，即银行、保险、航空运输、铁路运输、邮电等这些系统会采集很多数据。

最后涉及到好几千个指标，这个指标到底怎么来实现标准化的做法，中国现在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汇总制，即底层往上，一层一层往上报，这种方式会出现一种问题，比如中国是四级，从县、到市、到省、到国家，县上报数据到市的时候，可能会觉得GDP数据不好看而上调GDP数据，市到省里数据又可能会发生一些逆转，最后到国家数据就对不上了。

为了避免数据的扭曲，现在越来越多的采取抽样调查法以及避免中间层干预的超级汇总法，这两种方法现在用的越来越多。

所谓抽样调查，因为有四级上报涉及到很多统计上的人员占用、工作人员素质问题等以至于统计工作做得不一定准确，出现价格被调整的情况，因此现在采用直接调查的方式，国家统计局有三个调查大队，分别调查工业农业及其他方面直接到底下调查，比如年收入低于500万以下规模的小企业，直接到一个省的产业目录挑一家企业下去查。

如果是查一块农地的生产能力，随机选完企业后，先评估如何采集土地的样本是最合理的方法之后再评估这块土地的产量，再跟这个省的亩数相乘得到粮食产量。这种数据采集工作中间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科学采集样本，选择样本之后最后是计算出来的，而不是一个一个数加出来的。

如果是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则要求基层的工业组织直接向国家统计局汇报，各种汇报细节根据统计局的要求上交到市、到省、到统计局，这就是一个直接抓取信息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就很难作假，他们是相互验证，既有调查大队调查的数据，又有直接采集的数据，两个进行交互验证就能知道数据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这就是超级汇总法所采取的思路，用多种办法屏蔽和降低出现误差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的GDP的统计数据在朝着越来越准确的方向不断的进化，这和中国本身发展的程度是相匹配的，中国统计数据所积累的年份比较短，美国从1860年就开始，我们在统计学中尚没有培养出一大批国家级的、省级的、市级的、县级的统计的专业人员，不是每个企业都配备有这样高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统计人员来支撑这套评估体系。

中国统计GDP的方式采取收入法和生产法混合一起来统计，欧美国家主要采取的是支出法，中国偏向于生产法，我们所建立的经济制度更关心生产水平如何，中国根据统计局一整套采集GDP数据的工作手册，把大的行业分成94个行业，如果按照季度算GDP的时候就选中间的35个行业来计算，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进行计算，把每个行业分门别类的算出增加值然后汇总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然后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再汇总最后算出所有产业的总价值，这就是最后的GDP，当然数据还要做不断的调整和修正，最后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数据。

因此我们把国民收入和GDP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国是怎么做GDP的统计，那么GDP的缺陷在哪里，又怎么来把它做得更完善呢？

叁

GDP的缺陷和挑战

GDP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国民收入账户的体系，好多个账户共同组成国民收入账户。

在美国最重要算GDP的是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这是一个主账户，这个账户连着另外七个子账户共同组成了国民收入总的统计的体系——一个大账户带七个小账户，七个小账户分别是国内收入和生产账户、私人商业收入账户、个人收入和支出账户、政府收入和支出账户，对外贸易的经常账户，国内资本账户、对外交易的资本账户。

想象一下，在整个抽象市场中，这个国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放在这个市场中，当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这个交易一定会被这“一加七”的账户中间的一个或几个账户采集到信息并记录在案，我们可以把GDP想象成一个国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产价值和服务价值的环流，国民经济体系也是一个环流体系，这个环流体系是靠账户体系在支撑，账户体系实际上做的就是记录，每一笔交易、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销售、每一次分配全部记录在“一加七”个账户中，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够跳出这个经济循环圈子之外，这套体系如果建立的好，未来再加上国家资产负债表等这样的大账户，则可以从“国家会计”的角度把整个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看明白，对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运作有了更透彻的理解。

当然从GDP的统计当中也能发现和一直就存在的重大的缺陷。

首先GDP只统计市场经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必须是要市场交易出来，如果没有价格就不可能被统计进来，这当然不可能把整个经济的图景全面显示出来，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有经济价值而没有市场交易价值，比如家庭劳动是其中之一，老人帮子女带孩子没有市场价值，志愿者为社会的服务没有商业价值，开源社区的免费软件没有货币价值……人们为创造一个美好与和谐的社会做出的各种贡献，都被GDP统计一笔抹杀。这一点早在30、40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bug。

非经济市场活动也会从底层改变供求关系，如果家庭主妇走向就业岗位会影响整个劳动力市场，如果我们的自住的房子涌向市场变成可租的房子就会大大改变房地产的供求关系，这些供求关系一旦改变、影响价格之后就会扭曲整个GDP的数字，这说明如果非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身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它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整个社会供求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不承认它，它也发生了作用，这个是传统GDP当中统计不出来的，未来非常有必要把它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账户体系，把这些数据给加进来。

其次，GDP没有办法衡量经济增长的真实成本，以能源浪费、空气和水源污染为环境代价，以透支劳动者身体、心灵和家庭幸福为社会代价，以巨额债务为未来代价，以贫富差距为稳定代价，这些成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能忽视的，可以不记录这方面的账，但是不代表不存在，GDP现在的七个账户中没有一个账户是记录环境成本的，这种成本怎么计算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式。

最后，GDP代表的是一种过去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30、40年代二战期间，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一个国家能生产多少坦克、多少辆战斗机和多少艘航母，但是这种以钢铁、石油、煤炭作为标准财富计量单位的国民经济记账体系跟现在的新经济已经有代沟了，出现了时代的重大的变化了。

现在新的经济体系是以信息、数据和智能为核心驱动力，以前所说的资本形成指的是厂房、机器和设备等有形的硬件东西，现在数据经济时代的资本形成更主要是的算法、软件、专利和知识产权，这些东西价值变得越来越大。

在30、40年代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创新的专利，必须寻找大的工业资本家来投资，或者这个专利必须要附着到某一台设备和生产线上才能有价值，而现在由于物质生产的环节已经高度的碎片化和智能化，生产东西本身变得极其简单，它已经不值钱，谁都可以生产，因为有的是机器和设备，现在最值钱的不是生产过程本身，而是知道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去，也就是需要数据，怎么才能提炼到这些数据，就得需要算法，算法好比当年那些高精尖的设备，好比芯片加工的设备，这个东西是可以不用依赖任何生产线和实体，可以独立存在，而一旦把这个算法搞出来，成千上万的机器和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使用它，经济价值也会有一个成千上万倍的爆发。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之父辛顿，他做冷板凳40年一直在研究算法，他在琢磨这个事情的过程的40年当中，几乎是没有任何GDP产出，在他的算法做出来之前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0，最后有一天终于搞出来了，导致中国的所有互联网公司包括抖音以及图像识别、音乐识别、一切的算法都是基于他的算法，这一个算法就价值几万亿美元，从0一下子飞到一个高峰，完全是脱离传统的钢铁、石油那个生产体系能理解的范围。

经济规律发生了本质变化，我们的做账、记账系统没有办法捕获这些信息，而这些信息确如此关键，以至于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兴衰。算法、软件、专利和知识产权这些方面如果不行，GDP的统计的数字增长再快也是没用的，因为人家一个增长就出现这么大一个跳升，从0飞到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