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名探咨询商务公司(深圳名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胡彦祖

陈延年，1898年生，安徽怀宁人，是陈独秀的长子、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清党”行动中被捕牺牲。当他被捕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特意致函负责此事的上海警备司令、中央清党委员杨虎（字啸天）表示祝贺，信中那句“先生真天人”的著名吹捧，也因报章披露而轰传一时。

《申报》1927年7月5日的报道

台北“国史馆”藏1927年6月30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汇报陈延年事的两份文件，文字几乎全同，一系来电译件，一系“秘书处机要科”呈给蒋的摘要（“国史馆”典藏号：002-090300-00013-014、002-090300-00001-097）。译件全文如下：

陈延年系独秀之子，粤苏浙三省区委员长，及苏共匪总机关各委员部长七人，就近正法。陈在粤，曾悬赏购缉四万元，其余诸搁。此次购线缉捕赏金，多者千金，少者数百不等。此项赏款如何领取支付，恳乞电示。又独秀探确在沪，现已悬赏十万元缉捕矣。

出版了黄竞西遗书的《牺牲》杂志封面

黄竞西烈士遗墨

从黄竞西含恨的语气来看，这个“束”就是告密者“丹阳人束某”无疑。多年后，黄竞西的族人黄裔撰文追忆烈士（《黄竞西烈士革命事迹忆述》，《丹阳文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文中转抄了一段材料，据称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所藏关于戴盆天的案卷，是戴交代材料的一部分，为我们揭开了“束某”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南京被毁，人员逃散，黄竞西在沪秘密恢复机构（地点在平望街），继续负起革命责任。他有个同乡友人，做缉捕的束某之子束炳如（一作炳树）到上海找到了黄竞西，说是从武汉来，再三要求见我。束炳如也是丹阳二高学生，在校品学都不太好，我对他的突如其来，要求见我，非常怀疑，推托而未见，而省党部地址，黄竞西则已告知，为束所悉……十月间，我自福州归来，晤及束运连等，始悉系束炳如告密，捕获某机构（一说“上总”）交通员说出地址，束炳如则已予以处死云。

由此可知“束某”名“炳如”或“炳树”，是黄竞西同乡之子，从黄处得知省党部地址，以此告发。这位戴盆天其实也不是“局外人”，他正是黄竞西遗书中的“月坡”（戴盆天号月坡），也是丹阳人。“月坡”经历复杂，一生反复投靠国、共，乃至汪伪政权，解放军进入上海前夕，他又再次“投诚”，黄竞西所下的“投机”考语的确不错。正因“历史问题”复杂，他才需要写材料作“交代”。“月坡”的叙述经与其他史料对勘，基本可靠（详后），也因此被黄竞西遗书各版本的注释和相关党史研究采信。

我们还可以依据另外一些史料，进一步还原束某的“真身”。他的真名或应作“束炳澍”，曾为丹阳二高学生，经同班同学管文蔚介绍，在国共合作时期入党；1927年6月，他到上海投奔其父的好友黄竞西，而后将黄竞西等人开会事密报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主任陈群，致使陈、黄等人被捕杀（《二十六军捕获共党之经过》，《新闻报》1927年7月22日）。“立功”后，被授予中尉特务员之职（《束炳澍立功遇害》，《丹阳文献》第六十五期）。1927年8月23日，他在上海虬江路新兴茶楼被四人持“盒子炮”狙击，身中数枪（《二十六军政治部特务员束炳澍忽被狙击》，《时事新报》1927年8月25日），后不治身亡。此事当系中共方面采取的锄奸行动，戴盆天所言不虚，亦足见中共在沪组织因束的告密而受创之钜，因此仅时隔月余，就雷厉风行地采取行动，替陈延年、黄竞西等人报了“束之仇”。

陈延年之死的真相，总算大白于天下。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发生一种感慨。本文依据的材料其实都不算难得：一般读者不易读到的民国报刊姑且不论，郑超麟、黄裔的回忆文章，各种版本的黄竞西遗书，甚至杨虎的两封密电和致吴稚晖函……这些关键材料，都早在1980年代就已公之于世，不少具体的党史研究都已加以使用。然而时至今日，“胡适、吴稚晖告密而导致陈延年遇害”这样的叙事仍大有市场，依然是一个需要澄清和辨明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形成某种叙事，经过编织和勾连的材料才能焕发意义，才具备进入舆论的资格、产生传播的效力？反过来讲，一种不可靠叙事造成的问题也许只能用另一种更合理、确凿的叙事才能化解。这正是我们写这篇小文的一点微意。

胡适，一个无关又有关的人

沿着这样的思路，让我们再谈谈黄逸峰、胡允恭等人“制造”或传播的“胡适—吴稚晖”告密传闻，对其背后设定的种种或隐或显的叙事，作一番探究和清理。

回望此事来龙去脉，尽管吴稚晖未曾“告密”，但他作为国民党“商山四皓”之一（罗家伦语，见《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坚定支持蒋介石“清党”，又公开对杨虎肉麻吹捧，他被卷入传闻，并不意外。然而胡适无辜受谤，又是为什么呢？

郑超麟以张冠李戴作解释，确有一定道理。胡适和陈独秀、汪氏叔侄是多年老友，与亚东有极深的合作关系，都是举世皆知之事，他也的确是亚东同人经常求助的对象之一，因此救援陈延年的角色安在他头上，有一定“合理性”。

在“清党”发生前，自诩思想前进又言论火爆的吴稚晖，也曾是个“文化偶像”式的人物，受到许多新文化人的推戴。胡适对他在“科玄论战”中的表现也极为赞许，直到1927年末在上海东亚书院讲演时，还表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之一——这些或许就构成了“胡适转托吴稚晖”这一虚构叙事的另一大依托。

然而，时人多半不知道的是，对于吴稚晖此次的举动，胡适其实颇有微词。1928年2月28日，胡适致信吴稚晖，表示自己早有意写一篇“述吴稚晖”的文字，但迟迟未能写就，因为：

一则先生当日身当政争之冲，述学之文或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则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胡适显然无意介入当时的“国共之争”，而那封贺函流露出的杀意，也令他深感不快，乃至“中心耿耿，不能释然”。他所欣赏的，只是吴稚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

除了以上原因，造成这种传闻的潜在社会心理背景，究其根本，还是后人将胡适在“人权论战”和“九·一八事变”后与国民党形成的“斗而不破”的互动模式，甚至19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形成的作为“战犯”“蒋介石的帮凶”的形象，非历史地误置到了他刚刚结束欧美之行，归国定居上海的1927年6、7月间。胡允恭文中所谓“投在蒋家门下”“权贵的奴才”等用词，便是这种心理模式最典型的反映。

那么，当杨虎在上海大开杀戒之时，胡适在做什么？我们从他1927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可以读到：

今天为在新屋（Jessfield Rd. 49A.）的第二日。昨夜被蚊子咬的不能睡。今天精神很不好。

胡适于6月5日搬进了上海法租界极司菲尔路49号的新居，在他1930年末重返北大任教前，便一直住在这里。

搬入新居不久，胡适中辍了日记的写作。此后近一个月，他一直待在上海，我们不妨依据史料为他开列一份行程单：

6月23日，参加在上海大同礼堂举行的胡明复追悼会（《昨日胡明复博士追悼会记》，《申报》1927年6月24日）；

6月24日，午后二时，出席中国公学上海第一次董事会（《中国公学丁卯第一次董事会》，《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下午五时，参加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中西女塾毕业礼成，胡适之演说》，《时报》1927年6月25日）；

6月26至28日间，从上海致信胡汉民（《胡适全集》）；

6月29日，胡汉民回信，希望胡适能赴南京共商国家“治本”之策（《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3年）；

6月30日，前日来访不值的郁达夫再访胡宅，两人“谈了些关于浙江教育的事情”（《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7月1日，与友人合办的新月书店在沪开业（《新月书店开张启事》，《申报》1927年6月29日；严家迈：《新月书店参观记》，《时事新报·青光》1927年7月2日），胡适是否到店，暂时未知；

7月6日，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在杭州参加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与会者之一的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间与新自沪来之孑民、石曾、适之、湘帆、陈世障、韦悫等中央教育委员，又马寅初、邵斐子、夷初、梦麟等在楼外楼同餐，餐后在舟中开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对于章程等有所讨论。”（《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那么胡适就是在7月5日自沪赴杭的。

7月11日，下午五时，和张人杰、马寅初等“乘快车”由杭返沪（《杭州快信》，《申报》1927年7月13日）。

以上便是胡适6月末到7月初的主要行程，在去杭州之前，他一直待在上海，应无疑问。

接着我们来谈谈胡适“到南京”这件事。读者可能会奇怪，既已证明胡适并无告密之举，再谈他到没到南京还有什么意义？然此事虽小，却可以见大。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夜钱端升信来，说：

你几时来？太坚辞了也好像生气似的；演讲不要再却了罢？

今天经农也有信来，说：“希望你即日来京”。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今天去还可以看见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大会，遂决计今晚起程。

胡适意识到自己执意不去南京“早已招人疑怪”。第二天一早，他终于在回国整整一年后，第一次来到了“新都”。对于“进京”，他的确有意回避。1928年4月，胡适父子与高梦旦同游庐山后一路坐船回上海，船过南京，他虽送高上岸却不入城。

胡适为何有意回避去南京？究其根由，恐怕还是因为胡适此时心怀犹豫，不知如何与刚刚杀人盈野，开始进入“训政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互动。直到其党国体制日益严酷，尤其反动的“党化教育”开始侵蚀胡适栖身的文教领域，他才终于择定方向，以《新月》杂志为阵地、“人权论战”为旗帜，与国民党发生了正面冲突，写出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篇。正是在冲突中，胡适逐渐形成了与国民党当局“斗而不破”的互动模式——赞之者誉为“体制内抗争”的最佳范例，贬之者斥为“小骂大帮忙”“能言鹦鹉”。

1927年6、7月，正是胡适对南京新政府最无所适从的时期。此时他打定主意不赴南京，对胡汉民的招徕也未作回应。胡允恭所谓的汪孟邹去南京找胡适，哪怕没有“总政部”这个荒谬细节，也是不可能的：茫然无措的胡适，要等到一年后，才下定决心去“新都”走上一遭。

（陈通造、夏寅、马文飞三人偶然对此话题发生兴趣，合力搜集材料，撰写成文，共用一名，以志纪念。）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