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收破烂(浙江省公安厅)

原标题：新时代，如何善治城中村

棠下村（2016年8月10日摄）是广州市天河区东部一个城中村，也是广州市最大的城中村

上图为2010年拍摄的北京唐家岭地区城中村；下图为2014年8月拍摄的环境得到改善的唐家岭地区回迁楼

几个新就业大学毕业生正在搬进公租房 王定昶 摄

拥抱新思维，城中村可以不一样

城中村是城市快速发展的产物，也是许多外来人口迈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希望小站”。善治城中村，本质上是实现人们心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期待。如何对城中村实现有效治理?当前各地又有哪些治理新思维和新亮点?

完善公共服务，筑牢善治之基

长期关注城市社区治理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曹志刚认为，除了物理空间上的治理，目前善治城中村最紧迫的，是相关政策制定者要注意到，出现这样一个低收入人群聚居区，其实质是社会资源分配所致。

根据实际居住的人口规模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应成为城中村治理的一大方向。在重庆，不少街道不断强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民政救助、计生奖扶、社会救助等惠民政策的落实，扩大覆盖面，把公共服务向外公安厅来人口延伸，为善治城中村提供了基础条件。

与此同时，对不少城中村来说，更好的发展才是治理的硬道理。

武汉市洪山区城中村改造首席调解员程霖介绍，通过多年实践探索，洪山区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城中村改造道路，即以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村民变股民)、户口改登(农业户口改登为居民户口)、撤村建居(村委会改为居委会)、办理社保和旧村湾改造为目标任务的自主改造路线。

“城中村改造最终要回到‘安居乐业’四个字上来。改造中有产业谋划，才能给村民吃下定心丸。”洪山区红霞村红霞集团党委书记万建平说，通过新产业规划带动城中村发展，如今的红霞村产业众多，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就业不用愁，来红霞创业的外地人也多了。”

创新治理方式，搭建治理平台

“城中村的治理，单靠政府一家，很费劲。”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来穗人员和出租屋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陈钊华说，钟村街这几年搭建了一系列“法治 民治”的治理新平台，创新了城中村的治理方式，有原效调动治理资源。“过去城中村里难管的出租房，现在管起来顺畅多了。”

2015年底，钟村街成立房屋租赁协会，会员包括屋主、房地产中介、来穗人员、物业管理公司等。协会反映的问题，政府可以帮忙协调解郑收决;消防安全、出租屋注意事项等，可通过协会来扩散、宣传;一旦发生租赁纠纷，也可以通过协会调节、化解。

与此同时，城工商局中村的治理模式也在加快创郑收新，以实现治理结构的转型提升。钟村街2015年试点将租赁管理纳入村规民约，成为另一种有效治理手段。

“配合政府出租屋管理规定，针对农村出租屋管理的实际，村里制定实施细则，由村民代表投票通过局长，违反规定则要处罚。”陈钊华说，拒不整改的出租屋屋主，就不再给付村里的股份分红，“这处原罚是有震慑力的”。

专家表示，创新治理方式，搭建治理新平台，让城中村村民、居住者参与治理，有利于加快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并可以积极妥善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工作中，既要依法、依规、依程序推进，又要尊重客观规律，尊重村民意愿，有情操作。

引入社会资源，用活破烂市场机制

2010年，广州心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始做城中村出租屋的第三方代管。“当时广州没有先例，我们算是探路者。”公司总经理吴伟光说，“我们用了半年多时间装修出300来套长租公寓，对排污重新处理，电线、网线、电话线全部入地，在每层楼放置灭火器，连门禁系统都是我们自主建设、标准化管理的。”

第三方运营模式，大大改变了城中村的面貌。目前，广州市海珠区共有102个大大小小的第三方代管企业，很多城中村由此变得干净、整洁、规范，拥有绿化、卫生、代照管宠物等服务。第三方管理的物业还购买各类保险，既为第三方经营减轻各种意外负担，也给了租户安全保障的信心。

第三方管理给村民、租户带来居住尊严感的同时，也实现了多赢。“安全系数高、风险低，政府管理成本低;租金稳定，不用考虑空租期，一签就是稳定的合同。”海珠区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黄伟新说，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合作经营，改造的费用我们来出，政府也会给我们一点支持，这样城中村治理就会顺畅很多。”吴伟光说，环工商局境好了，房子更容易租出去，租金也租得更高。

在城中村治理中，引入社会力量，采用市场运作方式在不少地方被证明行之有效。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君甫表示，道路、水电、天然气、暖通、环卫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大工程，许多村集体财力不浙江省足，资源动员能力不够，唯有通过新的方式，引入足够量的社会资源，才能拓开城中村治理、改造的新天地。

积累社公安厅会资本，促进人文善治

向荣长期跟踪关注云南连心社区照顾中心在昆明服务流动人口的经验。她告诉半月谈记者，从推动包容性社区发展来看，流动人口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建立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可以极大改善城中村的社会环境。

比如，2017年6月昆明普吉街道王家桥社区成立了流动人员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主要为社区流动党员和群众服务，发挥接待来访、现场咨询浙江省、协助政策落实等功能。

半年间，党群服务中心建立了一个流动党员群众之家。每周二至周六全天开放，面对面咨询和解答社区民众的需求，并免费向社区居民提供书籍阅读，组织棋牌活动，为身在昆明打工的流动党员和群众建立了一个贴近党组织、了解党组织、参与党组织的平台。

“通过一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为有需要的居民链接公共政策和社会救助资源，可以很好地提升社区居民公共服务的获得感。”向荣说，通过不定期走访社区居民，社工可随时掌握本地和外地居民的动态需求。

向荣认为，通过完善的社区治理机制和平台，外来居民和本地居民可共同打造共治共享的美好社区生活。“通过营造社区的归属感、信任感、公德心和守望相助的价值和精神，破烂城中村面貌将会逐步改变。”（记者 黄浩苑 韩振 侯文坤 张超）

栖息城市，人人都应享有基本权利

毫无疑问，城中村经过妥善治理，是可以摆脱脏乱差、不适宜人居的老印象的。但是治理城中村，如果只盯着城中村，问题还是不能根本解决。

城中村问题的根源，在于低收入人群总要寻一个低成本的立足之地。低收入人群中，既有外来务工者，也有事业追梦人，还有刚刚走出校门、走向职场的青年。他们不仅为城市生活提供基本的服务，也为城市发展注入多元的活力。对城市而言，低收入人群是必需的。

如何容纳低收入人群，让他们栖息城市，都享有基本的权利，是城市管理者需要破解的课题。新时代，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中村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当下，不少城市的城中村治理正在取得进展。一些城中村虽是陋室，仍可宜居，没有高大上的标准，但有严格的底线——安全、整洁、和谐。这是必要的、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治好了这一个一个的城中村，就解决了城中村问题吗?显然不是。

城中村的种种问题，总是与居住密度相伴而生。宜居的城中村，绝对不可能再住从前那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要搬离，他们去往何处?刚踏入城市的外地人，他们又何处安身?如果不抓住、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新的一批城中村不久又会出现。

因此，城中村治理，要把着眼点落在“人”上，而不是“城”上;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清理整顿，而应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基本居住条件、基本生活尊严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