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全球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谁才是导致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自疫情开始以来，相对于非贸易服务，全球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一直异常高。这种不寻常的需求模式可能会在可交易商品稀缺的推动下将全球经济推向滞胀。贸易逆差的国家向国外输出高通胀，而促进贸易商品生产和经常账户盈余的政策则起到了良性的通货紧缩力量的作用。由于搭便车问题，国家货币当局可能会陷入协调陷阱，导致失业率过高。高昂的能源价格加剧了所有这些影响。

从疫情衰退中持续复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不平衡的性质。在世界各地，对商品的需求是旺盛的，而对接触密集型服务的需求却是低迷的。考虑到商品通常是在各国之间交易的，而大多数服务不是，全球经济实际上正在经历需求从非贸易服务转向可贸易商品的大量重新分配。不出所料，这个全球商品需求异常高的时期与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压力有关

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多个部门的多国家凯恩斯主义模型，以了解这种不寻常的需求模式的宏观经济影响。我们的分析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组织：对全球需求从服务到商品的重新分配的最佳货币政策反应是什么？国际溢出效应如何影响全球复苏和通胀前景？国际合作是否有收获？

货币政策和结构性通货膨胀方法

我们研究一个由生产可贸易商品和非贸易服务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名义上工资是刚性的，因此货币政策具有实际效果，非自愿失业可能因需求疲软而出现。我们认为，全球重新分配冲击，即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相对于服务的需求暂时上升，导致商品消费支出份额的增加，类似于大流行期间观察到的。

我们的第一个见解是，这种需求从服务到商品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将全球经济推向滞胀。直观地说，需求下降会诱使服务业的公司减少产量并解雇部分劳动力。为了控制失业率的上升，需要提高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价格上涨促使商品部门的企业雇用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产量。此外，随着工人从贸易部门获得更多收入，他们对服务的需求也在上升。通过这种收入效应，商品价格上涨也促进了服务业的就业。

最佳货币政策权衡了高通胀带来的成本与就业收益。因此，重新分配冲击就像成本推动冲击一样，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这些结果符合通货膨胀的结构主义观点，后者认为需要一些通货膨胀才能在不同部门顺利地重新分配工人。然而，这些文献主要关注静态经济，而我们则对其国际影响感兴趣。

资本流动、贸易失衡和通胀溢出效应

在金融一体化的世界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向世界其他地区借款和维持贸易逆差来增加其贸易商品的消费。事实上，在我们的模型中，贸易商品需求增长最强劲的地区通过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进行调整。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贸易平衡在Covid-19衰退复苏期间恶化，因为在美国，商品消费的增长尤为明显。

然而，贸易逆差会产生国际通胀溢出效应。当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时，它加剧了全球市场上可贸易商品的稀缺性，并加剧了通货膨胀与世界其他地区就业之间的权衡。通过这一渠道，一个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增加的国家向国外出口高通胀。

因此，我们的工作正式确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全球因素在最近通货膨胀上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通货膨胀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基本上是同步的。它还警告不要使用通胀差异来衡量相对需求的强度，比如美国和欧元区之间的相对需求。原因是美国的高商品需求以及相关的贸易失衡也提振了欧元区的通货膨胀。因此，更完整的方法来理解需求差异应该考虑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衡的组合。

搭便车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收益

我们还强调，当全球对贸易商品的需求异常高时，各国央行之间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实施货币扩张时，它会促进其贸易商品的生产，并增加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净出口，从而减轻全球市场对贸易的压力。随着全球消费者获得更多的贸易商品供应，他们对非贸易服务的需求也在上升。通过这一渠道，货币扩张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都能提振总需求和就业。

这种国际需求溢出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各国央行可能会陷入协调陷阱。原因很简单。与货币扩张相关的通货膨胀成本完全由国内代理商承担。相反，世界其他地区在需求和就业方面取得的成就部分得到。因此，国家货币当局有动力搭上外国货币扩张的便车，这意味着缺乏国际合作可能导致在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异常高的时期过度失业。

这一结果与关于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引发的国际外部性的辩论有关。一个悠久的传统认为，当全球需求稀缺时，经常账户盈余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出口到国外的国内需求疲软。3但我们表明，当全球对可交易商品的需求很高时，例如在Covid-19经济衰退复苏期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国内贸易商品生产的政策——以及经常账户盈余——减轻了全球商品市场的压力，并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良性通货紧缩力量。这些考虑表明，当全球需求疲软时，应阻止经常账户盈余，但当全球供应疲软时，应鼓励经常账户盈余。当然，这使得设计一个监管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体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全球经济中的能源冲击

部分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全球能源价格正在迅速上涨。正在进行的冲突中，表明能源价格的上涨加剧了所有滞胀力量。事实上，高昂的能源价格增加了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全球贸易商品稀缺。

如上所述，当贸易商品稀缺时，央行面临通货膨胀和就业之间的权衡，贸易逆差对世界其他地区施加通货紧缩溢出效应，货币扩张在国外产生积极的需求溢出效应。主要区别在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欧元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可能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这意味着欧洲央行可能面临遏制通胀和维持经济活动之间的特别苛刻的权衡。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相对于非贸易服务，全球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一直异常高。

这种不寻常的需求模式可能会在可交易商品稀缺的推动下将全球经济推向滞胀。贸易逆差的国家向国外输出高通胀，而促进贸易商品生产和经常账户盈余的政策则起到了良性的通货紧缩力量的作用。由于搭便车问题，国家货币当局可能会陷入协调陷阱，导致失业率过高。高昂的能源价格加剧了所有这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