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4日，从空中俯瞰杭州富阳红旗村稻田画。 （视觉中国/图）
2021年7月13日，浙江金华磐安冷水镇，二十多年里，自幼双腿残疾的陶新花带领当地农村妇女做来料加工。 （视觉中国/图）
共同富裕新表述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关于共同富裕的新表述，早在2020年10月29日出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公报中有关2035年远景目标的最后一句是：“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均表示，他们是在2020年底得到有关共同富裕的消息，其中包括支持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202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者范恒山是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
这篇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到了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共同富裕的最新表述，并指出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提出通过改革创新，建立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与政策体系。
“共同富裕能够彰显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刘元春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所以我国推行的共同富裕不是西方社会理解的以再分配为主的社会运动，而是一套制度和政策体系。”
海外观察家大多是通过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察觉“共同富裕”的新动向，英国《金融时报》就注意到这次会议“强烈地展示了民生导向”。
这份会议公报的确对民生领域着墨颇多，在扩大内需的任务中提及共同富裕：“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刘元春解释：“当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过度两极分化时，必定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生产的普遍过剩，造成资源极度错配，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这是推动共同富裕的经济逻辑。”
宏大的政经逻辑之外，国内外舆论对本轮共同富裕行动的具体内容仍琢磨不透，尤其关注其在分配领域带来的变革。
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会议后，有舆论将共同富裕解读为对某些特定行业的整顿。
对此，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8月26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鼓励勤劳致富，不搞杀富济贫。”
据刘元春观察，社会上有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未来的核心主题是再分配，“其实再分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一项手段，共同富裕的基础依然是高质量发展，也就是做大蛋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优先序与路线图，应该是要素第一，生产第二，分配第三。”
在刘世锦看来，首先应该帮助低收入群体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做蛋糕的能力，然后进入生产过程去做蛋糕——“当人们能力增强了，蛋糕做大了，分到的蛋糕自然也就更多了。”
至于具体到分配环节，“第一次分配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大分配比例。第二次分配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第三次分配坚持自愿原则，重点也应该是支持低收入人群，提升人力资本，如扶贫或教育培训方面的项目”。
示范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仅次于天津
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中，浙江北部的一个山区县安吉出现在两处。一次是推进“两山论”综合改革试点，另一次则是推广“安吉游戏”学前教育课程模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可谓家喻户晓，而“安吉游戏”，则是一项引起138个国家关注的学前教育方法。
这项学前教育实践始于2001年。安吉县政府在当年主导了县域内所有幼儿园教育，提出了“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课程改革思路，逐步演变为一场“把游戏权利还给孩子”的教育革命。
一个典型的安吉游戏场景是这样的：孩子们自行将一堆竹梯子、木板、木块、轮胎等搬到一片空地上，三五成群地进入自发组织的游戏情境。这被学前教育专家们总结为“自由的游戏点亮孩子的生命”。
这项源自乡村和县域的实践，充满着朴实的共同富裕色彩——安吉当地盛产竹木，游戏玩具大多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走廊、门厅和户外空间，被认为是“低成本、高质量”的游戏。
张馨予是安吉县幼儿园的一名老师，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被写入《实施方案》前，安吉大大小小的幼儿园就有络绎不绝的到访者。
“人们参观后一方面会认为安吉的孩子很幸福，另一方面会觉得这种幸福触手可及，因为我们的硬件条件并不突出。”张馨予说。
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李红长期关注和推广安吉游戏，在她看来，这项先进的教学实践让每一名幼儿都能享受到平等、优质的教育。
浙江被选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一方面是其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是其城乡发展差距较小，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仅次于天津。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预告了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并在文本中将其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并列。
不少观察者注意到，最早提出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不是浙江，而是北京。
2021年1月，北京市公布“十四五”规划草案，当中就提出要创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并提出包括收入、教育、住房等一揽子民生政策。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曾担任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的顾问，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整个北京只有1.6万平方公里，但郊区跟市区的差异太明显，所以北京市提出率先实现共同富裕。北京的农村占比相对较小，实施起来比大省更容易。”
几乎也在这个时间，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接到了“共同富裕”的研究任务——“共同富裕是什么？”“共同富裕示范区要干什么？”
消息公布前后，郁建兴在浙江多地走访调查，据他观察，基层官员一开始的反应是既自豪，又茫然，企业家则比较担心“劫富济贫”。
“因此省委要求尽快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并且研究制定目标指标体系，让部门和地方在考核时有所依据。”郁建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一篇入选浙江省委专题学习资料的报告中，郁建兴和他的研究小组提出了一套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共有67项二级指标。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这些指标既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常见经济指标，也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阅读率等发展指标，还包括转移支付依赖度、养老基金盈余度等反映可持续性的指标。
郁建兴介绍，据此可以形成一套共同富裕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整体的共富程度，其中部分指标也被浙江省委吸纳进考核体系，“相关部门反映，有一些指标暂时没有好的测量方法。”
在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级指标中，教育所占的权重最高，达到6.34%。“我们应该从造成三大差距（指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源头上着手，更多从机会均等、起点公平上做制度建设，教育就是重要的着力点。”郁建兴说。
法治和税制：两会共富热词
2022年3月6日，浙江代表团分组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第一个发言，所提的两条建议都跟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关。
“一是恳请支持浙江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二是恳请支持和指导浙江开展共同富裕导向的财税政策体系改革。”
嘉兴市委书记张兵在建议时也提到了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集成改革，他说得更加具体：“根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国家转移支付资金、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教师医生编制等资源要素，破解公共服务、资源要素供给与常住人口规模不匹配问题。”
事实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写入了《实施方案》。所谓集成，是因为其涵盖户籍、农村土地、公共服务、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的综合改革——“涉及土地、财税等方面的改革探索都需要中央层面的授权。”郁建兴解释。
“集成”一词在《实施方案》中出现了12次，除了一处“集成电路”外，其余11处都与集成改革、政策集成、系统集成有关。
“制度的系统集成创新是浙江探索共富体制机制的突破口。”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接受《浙江日报》采访时表示。
制度的集成创新有赖于法律支持，多位代表委员的建议都涉及加强共同富裕的法治体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梁黎明就建议加强对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法治供给，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建议综合授权浙江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示范区建设改革创新需要，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制定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相关地方性法规。”梁黎明在3月5日浙江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说。
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是一名律师，在他看来，多部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法律法规亟待修订和制定。
例如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关的户籍制度，户籍登记条例自1958年1月9日起实施，是生效时间最长的法律。“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一部适合中国国情、保障人民权益、推进共同富裕的户籍法应尽快出台。”吕红兵说。
此外，他还建议贯彻落实工会法、研究制定税收优惠法、住房保障基本法、公共教育基本法等法律，完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税制改革是本届全国两会中另一个与共同富裕相关的热词。一方面，税制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其牵涉中央事权，难以在示范区的实施方案中看出端倪。
民盟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大税制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提案》，建议推动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税收优惠制度，增加专项税扣除项目，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推进消费税改革。
个税、房产税、消费税历来都是两会上的热门话题，近年来除了个税改革步子较大，其他税种大多动作不大。
李香菊建议，适度降低和减少中产阶层的税率档次，改革完善税前费用扣除制度，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有选择地适度后移消费税纳税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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