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是毛主席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她和毛主席既是亲密战友，又曾是患难夫妻，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她是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党员。

1978年，贺子珍身体状况恶化，住进了上海的一所医院，时任中央军政大学副校长的何长工前去探望，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主席为他取的，1927年，他曾遭到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捉拿，毛主席为他取了这个既有中国乡土味还蕴含深刻寓意的名字。

何长工在探望贺子珍时，感慨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子珍是我手下唯一的女队长，是切切实实带过兵打过仗的女将领，在党内部，虽然女干部非常多，但真正上过战场的就只有三个，一个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个是贺龙的妹妹贺英，最后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了。”

她虽然不曾在党内担任过重要的职务，但却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党和人民会永远怀念并铭记她的付出。

战斗中与毛主席相识相知相爱

1927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带领衣衫褴褛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还得到了地方武装力量的支持，逐渐在井冈山上站稳了脚跟。

就是在这里，毛主席和贺子珍相识相知，并于1928年结婚，自此，他们开始了十年的婚姻生活，而这十年恰好是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十年，也是毛主席个人政治生涯起起落落的时期。贺子珍始终陪伴着毛主席共同面对政治和生活中的坎坷。

1933年9月到1934年10月，为了粉碎共产党年轻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先后调集约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这一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主要领导地位，因此，红军经过一年苦战，付出极大的代价，最后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宣告结束，只能被迫撤出好不容易建立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自此，长征开始，贺子珍当时还怀有身孕，但她仍然走完了全程。

长征途中，贺子珍还曾身受重伤，一度危及生命。1935年4月，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驻扎在盘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午，空中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拒绝隐蔽，组织安排伤员转移，也就是在这时，一枚炸弹从天而降，她头上、胸脯等多处受伤，鲜血染红了全身。之后，医生在检查后发现，她身上竟有17处负伤，而她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嘱咐身边人不要告诉毛主席。

“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

不仅贺子珍本人，贺家一家都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贺家三兄弟全部投身革命洪流，被国民党视为头号大敌，先后40多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贺子珍还与父母和子女生离死别，弟弟牺牲。种种磨难非但没能打倒这位巾帼英雄，反而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道路。

1935年，历经艰难险阻，突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红军终于在陕北顺利会师，并在这里建立了延安革命根据地。形势似乎正在慢慢好转，1936年，贺子珍也顺利生下了女儿李敏，然而，就在生下孩子的第二年，贺子珍却决定前往苏联，并且十分坚决。

关于贺子珍前往苏联的说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或许可供参考。

贺子珍曾率领革命队伍上阵杀敌，与敌人正面交锋毫不畏惧，她是骄傲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的战斗能力；在组织转移伤员的途中，她曾全身17处受伤，医生取弹片时，没打麻药的她忍着剧痛硬是一声不吭，有些弹片始终还留在自己身体内，这足以见其革命的“狠劲”。

因此，在抵达延安后，自认学识难以担任毛主席秘书的贺子珍，开始有了寻求学习更加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想法，加之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支持自己继续去前线参加战斗，于是，自觉无法在延安发挥力量的贺子珍，最终踏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她想利用苏联相对先进的技术，将折磨了自己好久的弹片取出来，也想在那里学习更加先进的革命知识。

在得知贺子珍决定飞往苏联时，毛主席也曾一再挽留，但骄傲和坚强的贺子珍不允许自己回头。自此，两人天南海北，夫妻缘分结束。

毛主席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身在异国，惨遭报复性迫害

1938年，刚刚在莫斯科安顿下不久的贺子珍，便立即前往当地的医院并诞下了一名男婴。但不幸的是，苏联的冬天太过于寒冷，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最终在出生仅十个月后便因肺炎夭折，这对刚刚生产的贺子珍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但经历过无数生死的贺子珍很快便振作起来。

她将儿子安葬后，便一心扑在了学习上，开始在苏联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考虑到她独自一人在苏联，还经历了丧子之痛，毛主席决定将两人的女儿李敏送去苏联，希望能给她带来一丝慰藉。

1939年，毛主席和贺子珍两人的夫妻关系正式结束，而贺子珍也决心在苏联开始新生活，她努力工作生活，当时，她还曾收到很多男同志的示爱，但都被她拒绝，因为在她的情感世界里，毛主席始终是她的挚爱。

为了排遣在苏联的痛苦和寂寞，贺子珍开始学习跳舞，并偶尔还会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烫着卷发的贺子珍在言谈举止间总是充满着魅力，吸引了许多中外留学生的好感，甚至还有人曾当面跟她告白。

留在苏联的一些同志们中，没有人是烫过头发的，他们始终认为卷发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因此，贺子珍的新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一些闲言碎语。

1943年，命运再次跟贺子珍开了一个玩笑，年仅7岁的李敏突然生了一场重病，曾经失去儿子的阴影再次围绕着她，而这时，苏德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李敏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一度被放弃治疗只能等死，为了照顾女儿，贺子珍和国际儿童院的院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她拼尽全力，才保住了女儿，心力交瘁的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女儿刚刚被拉下死亡线，她却遭人陷害，被强行送往伊万诺夫市的一所精神病院里，开始了自己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在那里一关就是四年，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暗无天日的疯人院让她的精神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1947年，王稼祥夫妇在苏联时得知了贺子珍的遭遇，开始努力营救，最终费尽波折才成功把她从精神病院中接了出来。重获自由的贺子珍彼时只想着一件事：回国。

考虑到贺子珍此前的身份，加之毛主席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她一旦回国，必然会牵扯到主席的家庭，鉴于此，王稼祥专门发电报向毛主席请示，不久便收到毛主席“同意回国”的回复。这一年，在外漂泊多年的贺子珍，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生活，带着女儿李敏一同登上了返回祖国的列车。

贺子珍在回国后，始终有两个愿望，一是不要以为自己曾经的身份，就把她“禁”起来，二是希望能见一见毛主席，表达自己的感谢。

回国初期，她一直待在哈尔滨，1948年，在妹妹贺怡的建议下，贺子珍和女儿李敏写信给毛主席，贺子珍在信中就自己目前的现状做了介绍，并对毛主席照顾自己家人一事表示感谢。但她没能收到毛主席的回信。不过，一个月后，女儿李敏被接到了北京，开始和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毛主席一起生活，李敏也成为两人情感联系的桥梁。不久之后，贺子珍也被允许前往北京。

但意料之外的是，当她南下途经山海关火车站时，却遭到了两个自称是上级组织派来的人拦截，最终，无奈之下，贺子珍选择直接南下上海，前往哥哥贺敏学家中。贺子珍对这一所谓的突发事件有很清晰的认知，是有人在故意阻拦她和毛主席的会面，但她对此并没有过多计较，也正因此，她错过了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的机会。

1950年，贺子珍在抵达上海后，她再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未来的工作安排，并委婉表达了想继续回到主席身边工作的愿望。这次，贺子珍很快便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希望她能保重身体，顾全大局。这也让贺子珍明白了当下是不太可能和毛主席见面了。

自此，对毛主席的思念，加之女儿也不在身边，双重压力下导致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1954年，通过收音机听到毛主席声音的贺子珍终于崩溃了，收音机里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播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被嫂子发现收音机已烧坏，而她也病倒，神志不清。

得知贺子珍消息的毛主席第一次在女儿面前流下了泪水，他立马让李敏亲自前往上海并给她送去了一封信，信中，毛主席劝她要好好养病，别抽烟。同时，毛主席还致电当时在上海工作的陈毅，嘱咐其照顾好贺子珍同志，费用从自己的稿费中扣除，不过，陈毅也立马表示，贺子珍的工资和吃穿用度都由上海市委承担，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女儿的到来和毛主席的信，让贺子珍开始重新振作精神，逐渐康复起来。

之后，李敏时常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每一次去上海，毛主席都会亲自帮女儿收拾行李，并带上北京的各种特产，而每次回北京，贺子珍也同样让女儿带上一堆新鲜时蔬。

为前妻的病痛落泪，对女儿的宠爱，都彰显了一代伟人毛主席有血有肉、重情义的感人一面。

平安回国，终在庐山久别重逢

身体状况好转后的贺子珍，不想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开始主动提出工作请求，希望尽自己所能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回国后的贺子珍，政府曾特地为她做了伤残鉴定，她被认定为三级甲等伤残，可每月从政府处领取到一笔抚恤金，但她终生没领取过这笔费用，她始终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中。

尽管组织上给了贺子珍副省级待遇，但她请求工作的要求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她也清楚，出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心，组织上始终拒绝给她安排工作，但这让她的精神和心灵十分孤寂，物质条件是满足不了她的精神需求的。后来，为打发时间，她常在上海、福州和南昌三地休养。

1959年，毛主席作出了一个决定：和贺子珍秘密见面。当时，正在江西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收到了好友水静的邀请，前往庐山度假。

多次拒绝的贺子珍在水静的热情相邀下，最终还是上山了。7月9日，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领着并不知情的贺子珍去见毛主席。她们坐车抵达了位于庐山上一处别墅的庭院里，在一个小战士（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封耀松）的搀扶下，走了进去，随后，两人便退了出来，留下贺子珍独自一人。

正当她在打量屋内环境时，她突然见到了自己22年来没有见过的人：毛主席。那一刻，贺子珍百感交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毛主席的劝说下，她最终哽咽地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主席则回应道，“事情都过去了，你要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两人谈话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因为事出突然，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出了一些问题，离开时，毛主席还嘱咐陪同人员要多关注她。

1959年的这次会面，让贺子珍开始有了新希望，她盼着以后还能再见毛主席一面，可惜的是，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她都始终没能再见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伤中，贺子珍得知消息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嘴里一直念叨着“怎么可能呢？主席的身体不是很硬朗的吗？怎么可能走了呢？”她用平静的表现掩饰自己内心的悲痛。

1979年9月，在庐山和毛主席见面的20年后，贺子珍被党中央接到了北京，住在解放军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内，8日，贺子珍在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下，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看到躺在那里的毛主席，说好不哭的贺子珍还是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饱经风霜含笑告别人世

在北京期间，贺子珍和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战友们见面，身体状况也开始好转。但习惯于在上海生活的贺子珍，最终还是返回了上海。

1984年，返回上海后的贺子珍病情开始恶化，中风偏瘫让她痛苦不堪，此外，糖尿病、肺炎等并发症更危及到她的生命健康。

党中央在得知后，专门派遣北京多所医院的专家前往上海和当地专家会诊，极力救治。但是，她已年过古稀，原本身体状况也不太好，这次的病情加重已经让她到了病危的边缘。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在家里接到了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一通特殊电话，电话那边只说，“贺子珍同志病重，已经准备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请你们全家马上去上海一趟。”挂掉电话后，他立马带着女儿和妻子踏上了前往上海的飞机。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同志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尽管她已经逝世，但对于她的后事安排，上海市委始终拿不定主意，便向中央办公厅请示，但中央办公厅也深感棘手，不知道该按照什么规格办，也不知道将骨灰安置在哪里。最终，这一棘手的问题到了邓小平手中。

沉思一会儿后，邓小平缓缓说道，“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在一室”。4月25日，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并送来花圈，按照此前批示，贺子珍骨灰将被送往北京八宝山公墓一室下葬。

八宝山革命公墓也举行了一场骨灰安放仪式，一些没能去上海的老干部们专门来到这里作最后的告别。贺子珍同志的葬礼规格如此高，不仅是因为她曾是毛主席的爱人，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位毋庸置疑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留给后人的除了艰苦朴素的革命战斗精神外，更让人看到她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