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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蒲实

问题的诞生

1937年夏天，一位叫鲁桂珍的中国女性从上海启程，跨越大半个地球，乘船到达伦敦。鲁桂珍研究动物肌肉收缩学，对生物化学有兴趣，此行是到剑桥大学拜师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年轻科学家，沈诗章和王应睐。在伦敦待了一晚后，他们搭乘火车前往剑桥，在离剑桥火车站不远处找到一所公寓住下来。

对于她与李约瑟头一次见面的情形，鲁桂珍在回忆录中写，她本期待一位“有着一丛白胡子的老人”出现，没想到站在眼前的却是位“年轻、黑发，因为跑来跑去而气喘吁吁的生化学者，穿着带有许多破洞的白色工作服，是做实验时给酸液浇的”。李约瑟是个英俊有魅力的人。鲁桂珍后来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同伴和我对李约瑟会有那么巨大的影响；我以为他对我们的兴趣不会比其他的博士研究生来得更大。只不过在我们与李约瑟之间，却发展出某种奇特的吸引力。”1937年到1938年秋冬之际，她与李约瑟坠入了爱河。

李约瑟的日记里记录下与鲁桂珍约会的点滴：他们在镇上用晚餐，地点有时是他们喜欢的印度餐馆，有时是一家意大利餐馆“威尼斯人”；他们去电影院看电影，手挽手在大雪覆盖的白克斯街漫步，或沿着结冰的河岸走到格兰切斯特，还到法国短暂旅游。李约瑟当时已结婚，妻子李大斐是一位肌肉化学家。李大斐清楚发生的一切，但她非常容忍，三人常一起以朋友兼同事的身份出游，李约瑟和鲁桂珍也完全不隐藏他们之间的恋情，有时，在剑桥的寒冬里，三人会在当地小酒馆的焦炭火炉前挤成一团。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圈思想前卫，李大斐和李约瑟的婚姻是开放式婚姻。李大斐的私人信函里反映出，她很喜欢鲁桂珍，欣赏她的聪明、毅力和勇气，即使她是丈夫的情人。

1937年，鲁桂珍（右一）在英国

大概在1938年2月的某个夜里，在李约瑟位于剑桥市中心凯斯学院的K-I房间中，他与鲁桂珍在研究室内的一张床上抽烟。按照李约瑟当时的大学日记，他问鲁桂珍：“能不能把香烟的中文写给我看？”鲁桂珍写下来，他在日记上把“香烟”两个中文字照着写了一遍，共22画，意思是“有香味的烟”。李约瑟领悟到，比起英文来，中文的结构更有趣。这是他第一次书写一个遥远地区的异族文字，在他写下这两个文字时，他进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一切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那是一个顿悟时刻，按照为其作传的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的说法，那个时刻“属于语言学而非情色范畴”。李约瑟立刻要鲁桂珍做他的中文启蒙老师，决定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中国文字，而他当时已是一个知名的生化学家。鲁桂珍是这样评价的：他不是在传统学院式中文教育的磨炼下出身的专业汉学家，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家，更没有受过正式的科学史训练；他就像个接受通才教育的剑桥大学生，在专业之外广泛伸出探索的触角。

随着对这几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对鲁桂珍了解的深入，李约瑟发现，“我们对科学的掌握以及对知识的洞察力完全一样”。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心灵追问：为什么科学只发轫于西方？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这三位中国留学生向他请教，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才让他开始思考这个之前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后来他在一篇题为《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的文章中回忆，大约就是在1938年这一年，他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专著，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和医学史。当时他注意到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最初他认为，这也许是个“一列火车遮挡住了另一列火车”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写作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动机，也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的一半。

李约瑟发展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来学习中文。1938年的春天和夏天，他白天在生化实验室用功，深夜专注凝视字典。到了秋天，已能纯熟应用和读写中文的时候，他找来剑桥的中文教授古斯塔夫·哈隆相助。在1938年至1939年间，他们设计出一套繁复的汉语系统，帮助李约瑟理解中文深层复杂的一面，李约瑟则帮助哈隆翻译《管子》。他后来写道，那段爬梳中文古籍、把数百个中文方块字转变成优雅英语散文的时间，对他来说是安宁幸福的。他感到学习中文是一种“解放”，就像“在热天里游泳，潜入中文表意文字闪闪发光的透明世界”。他也练习书法，沉浸于毛笔字的回旋点捺间，忘记了墙外世界的纷扰。外面的世界正在滑向悲剧深渊：欧洲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占领了波兰和捷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已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在遥远的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全面战争已进行了两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鲁桂珍在伦敦密切追踪着战局：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沦陷，然后发生了残暴的“南京大屠杀”，南京中央政府被迫迁往重庆。英国奉行绥靖政策，一直置身度外，伦敦政治圈默契地认为日本会因在幅员广阔的中国打持久战而精疲力竭、无暇他顾。李约瑟则明确反对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他常前往伦敦参与游行，发放镶有中国国旗的衣领别针，上面印着抵制日货的字样；他也是“左派书集”组织的支持者，这个组织从左派立场出发支持中国。他的左派政治立场在剑桥备受争议，但他固执地我行我素，并没有改变想法。温切斯特在传记中记录：1940年以前，李约瑟一边完成了一本有关形态发生学的著作，一边为中国的苦难在英国宣传，前往美国讲学，还固定参加莫里斯舞的演出、裸泳和剑桥共产党集会，为萨克斯泰德教堂提供讲道，同时经营他“具多重复杂关系”的情爱生活。1939年深秋，“二战”席卷欧洲。在英国参战之前，他已成为英国名人和宣传中国最有力的人士。1939年11月，他获得了一个前往中国的任务，如愿能够去看看对他来说充满了惊奇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正处在战争中。

李约瑟的妻子桃乐茜·莫伊，一位研究肌肉化学的科学家，后来改名为李大斐

回望“李约瑟之问”的诞生和后来他寻此而做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这一段剑桥岁月是一切的开端。他不仅在这里爱上了中文，也通过这种语言爱上了中国。李约瑟曾描述自己与中国具有深切联结的感觉，数千年所创造出的延绵连续的古老文字，使得他发自内心地对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感到赞叹。或许正是这种通过文字形成的想象，使他与16世纪末访华的利玛窦和18世纪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这个东方文明有一些不同的情感和眼光。利玛窦和马戛尔尼观察到中国在自然科学上与欧洲的差距，认识到中国“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外，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从而得出中国“落后”于欧洲的结论；李约瑟则另辟蹊径，将中国与欧洲的比较放入更长的时间河流中，提出了一个两者相对位置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改变的问题。或许，是鲁桂珍和李约瑟在剑桥的相遇，影响了他对东西方文明与之前其他欧洲人不同的理解，不再把两种文明放入“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框架中。

在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开篇，他引用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伯特·胡克《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和推测》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应当感谢那些数学知识如此优异的人（指在华耶稣会士），感谢他们为我们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知的部分。由此，我们不仅希望能把这方面的知识充实起来，使之臻于完善，而且希望能继续发现其余的一切。”他谈到自己研究中国文献的心得：“我希望能启示和激励那些更有才华并且具备其他有利条件的人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功业。目前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知识领域的边缘，然而一旦对它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将会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迄今为止被人们神话般加以描述的知识王国，并将使我们能够去和这个王国中古往今来最优秀和伟大的人物进行交谈。同时，这将会使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印度宝藏’，通过新的‘贸易’把这些珍宝带到我们这里来。”这篇写于1686年的文章，无从考证是李约瑟在那一次“语言顿悟”之后、开始中国科技史研究时才读到，还是早已读到。但它说明，在华传教士早已猜测，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将可能导致对知识王国疆域的拓展。在拉丁文中，“知识”的含义就是“科学”。

李约瑟、李大斐（右一）和鲁桂珍在交谈中

问题的生长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持续地传到英国，人们虽然惊骇，却逐渐麻木。但在知识界，当他们听到日本军方开始针对中国大学展开暴力行动，轰炸了位于上海、武汉、南京、天津的大学时，还是感到震惊和气愤。1939年11月15日，牛津和剑桥的一批资深智者在一位宗教与伦理学教授H.N.斯波丁的家中聚会，来自中国的年轻哲学教授罗忠恕向所有人描述了日本人的暴行，以及暴行导致中国大学不得不撤退到西南大后方。在场的人决定，要说服英国政府进行道义援助，为中国知识传统的绝续尽一分力，为此，要派遣一组同情中国的英国人前往中国。这项派遣任务提名了李约瑟。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向日本宣战。1942年春天，李约瑟正式收到英国文化协会的私人信函，让他做好待命前往重庆的准备。正如他在《李约瑟游记》一书中所写，这项任命是同盟国试图打破日本对中国情报和技术封锁的一种努力，其中也包括保持科学交流不中断，确保一些一流学术论文能够在西方发表。

李约瑟行程的细节在1942年夏天确定下来。他在使馆的身份是参赞，便于与官阶对等的中国外交官员建立交往。在动身前往中国前，他去了一趟美国，当面告诉鲁桂珍这件事，她当时正从伯克利转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战事紧张，从英国飞纽约，他搭乘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进行迂回航飞，从英国南部多赛特郡的普尔镇飞到爱尔兰西南部的福因斯，再飞到中立的葡萄牙里斯本，接下来飞越大西洋，跨越大西洋后，才能降落在曼哈顿边上的哈德逊河。他们在曼哈顿码头见了面，度过了愉快的几天。在纽约相聚的几天里，他除了分享伦敦准备的许多细节，请鲁桂珍对中国之行提建议，还告诉了鲁桂珍他脑子里前几个星期突然冒出来的想法。1942年夏天，李约瑟在与英国文化协会科学处处长克罗瑟的通信中，提到他想写一篇有关中国科学与科学思潮历史的文章，关于“科学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这个问题。在纽约，他与鲁桂珍讨论了这个想法。有一种说法认为，李约瑟或多或少受到了鲁桂珍从她的药材商父亲那里获得的观念的影响。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是一位南京的著名药材商，他在鲁桂珍1937年离开中国前告诉她：“无论老一辈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现代西方人眼里看起来有多奇怪，他们总是知道他们那么做的理由。总有一天，全世界也会承认这一点。”李约瑟开始相信，与普遍流行的观念不同，中国曾发明过许多东西，只是被傲慢自大的西方选择视而不见，他或许可以尝试发掘一下那些发明，然后把他的这个问题变成一本书，以向西方世界解释。

专心听课的同济学生(李约瑟 摄)

1943年2月，李约瑟从伦敦前往加尔各答，从那里乘坐英国军用吉普车到达位于市郊的德姆德姆机场，搭乘陆军航空队运输部的C-47型运输机，飞往印度阿萨姆省的丁江市，然后从那里飞往云南。当飞机开始沿着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深切的河谷下降时，他终于来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中国。

到达昆明，他见到总领事H.G.威尔斯，下榻到窗外有竹林的住处。昆明的天气几乎完全像剑桥的春天或秋天，有无数的白嘴鸦呱呱叫。他去了西南联大在北门街的教授招待所，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绝对相信他们的真诚”的教授。他的典型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在西南联大校园里一个露天石头讲坛上发表演讲，参观物理系的仪器，去校长梅贻琦家吃饭；或者，拜访“中研院”的化学研究所，然后划船去湖边的村庄吃饭。初到的生活像“林斯特德磨坊里的永恒生活”，虽然伤寒、霍乱正肆虐，但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喜爱。他可以与华罗庚讨论中国数学史，与经利彬讨论预防疟疾，也喜欢中国学者的长衫和矜持，喜欢木、竹、灰浆构成的轻型结构房屋里人们对天气更敏感的意识和对气候更具个人色彩的适应。他也去了重庆和李庄，去了陕甘宁边区和陕西南等，考察了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各个学科。

除了完成英国文化处的职责，他开始搜集一些生活中观察到的细节。比如，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他写到花园的老园丁如何做琐事，如何头上戴着蒙古族的帽子，定期给李子树做复杂的接枝工作。他观察胡子花白稀疏的中国老园丁如何进行切割、捆绑和嫁接，想起童年时一个夏日，父亲在伦敦家后院栽植一棵苹果树，为它的枝梢插枝的情形。父亲的园艺方法和昆明这位中国园丁使用的方法也许完全不同，有可能中国人不只使用不同的嫁接法，而且方法比欧洲的古老。他用笔记录下园丁的技巧，这是他为心目中想写的书所准备的第一项记录。虽然早已有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没有以科学的方法研究过植物学，但李约瑟并不把这个结论视为理所当然。

交大学生在测试卡车弹簧(李约瑟 摄)

抗日救亡中，有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其实也在思考与李约瑟相似的问题。只不过在民族危难之时，身处历史的屈辱苦难之中，中国科学家急切要问的是中国文化如何面向现实的问题：中国实验科学为什么不发达？对这个问题反思得很深刻的是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他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欧美近代的物质文明，是以实验科学为种子培养出来的。近代实验科学在中国不发达，出于两种原因：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实验科学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难得做。”他举例说，希腊科学家虽然对几何学、天文学贡献极大，但却鄙视劳动，不能产生实验科学，直到动手用工具和仪器做实验的伽利略时代，才有了实验科学。而在中国文化中，“鄙视劳作是古代圣贤传统的一种观念”。“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向来士大夫阶级都不喜用手，手只可用来握笔写字，拿筷子吃饭，不作别用的。竺可桢继续举例说：“到了两宋，程朱诸子提倡致知格物，实验科学好像有一线的光明了，但他们的格物全是心中推想，纸上空谈，并不用手去试验。王阳明曾批评朱晦庵的格物，说他曾经费七天工夫，竭其心思来格亭前竹子的物，结果物没有格成，反而劳思成疾。”他推崇的“格竹子的物”的方法，是当时广东岭南大学植物学家麦克乐（McClure）的植物学研究法。麦克乐从1920年起到1933年从各处地方将550株各不相同的竹子移植到岭南植物园，最后一年的夏天，岭南植物园里有26种不同的竹子同时开花。中国人一向以为竹子开花后就要死，但麦克乐通过养竹子的实践证明，竹子开花后不一定死，而要看哪一种竹子而定。和中国传统的农艺园艺不同，科学上的植物分类学要繁复得多。但无论如何繁复，竹子的移植和一些常识性的观察，在朱晦庵、王阳明时代都可以做到，只要肯动手去移植，用眼去观测，但这件事就是没有发生。

与竺可桢这样的反思相对的是，李约瑟观察到的是不同的截面。战火纷飞中，他被中国人在隔绝状态里仍然尽力做事的态度所感动。他在行记中记录下藏在洞穴中的精良测量机器，记录下在地下百米深处使用德制蔡司镜头和英制格里芬与塔洛克天平，耐心做着滴定、校准和称重工作的科学家，也记录下在云南这样的丛林环境中，晶体物理实验室的学者自己制造收音机真空管和接收器所需的石英晶体，甚至有技术员从原料开始自己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将一块块原始光学玻璃，磨成经准确计算过的镜头形状。如果说在此之前的20年，去往欧美的中国留学生想的还只是问什么地方的机器价格最便宜以方便购买，与日本学生专注于机器如何制造截然不同，那么，在这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隔绝中，中国人开始动手制造了。

中国化学会北碚分会第四届分会结束后，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与中国科学界人士共进午餐(李约瑟 摄)

李约瑟关注着另一个历史层面的问题。如果说1938年的时候，他对“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火车头挡住另一个火车头”这样的问题还不确定，这个时候，随着李约瑟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逐渐认识到，“至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重要的：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在他后来写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他回忆，他从一开始就对用“自然人类学”或“种族精神”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发展的有效性抱有深深的怀疑。这种怀疑建立在他与中国人的亲密友谊上：“自我第一次与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有了密切的私交，积50年的一切经验，我更加深了这一怀疑。他们确实完全是‘属于我们这一型’的。我相信，不同文化间的巨大历史差别，是能够通过社会学的研究得到说明的。”抱着这样一种信念，李约瑟试图溯源古代去寻找几乎一切发明在中国的起源，这也是他后半生的执着。他不再简单地问，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欧洲文明得到发展，而是问，在15世纪这个时间点上，为什么中国文明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

1943年造访重庆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时，李约瑟提出了许多对科学史的问题，引起“普遍的骚动”。据他的日记写，该所许多成员到处挖掘他们所能找到的有趣资料，“譬如2世纪的爆竹、大型爆炸的记录，以及1076年的诏令禁止将火药卖给鞑靼人。这比通常认为的西方发明火药的时间还早了两个世纪”。他也找到证据，证明中国是最早将磁性罗盘用于海上航行的，考证出早在1090年前，中国就已经有用于船只上的确切证明了，比西方最早的记录大约早了一个世纪，直到9世纪或10世纪，磁性罗盘才成为航海家的罗盘。1944年2月，在重庆中国农学会的演讲中，他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中国古人与古希腊人一样，是能够探究大自然的，而且在过去2500年中做出了许多最早的重要发现，这至少说明，中国人不仅能探索大自然，还能做实验。他列举了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它如丝绸一样，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从甘肃传到新疆、西藏和波斯，然后传到中东，最后又传到其他地方。同样还有化学，它原本起源于炼丹术，而最早的炼丹术是在中国出现的，远早于希腊和埃及，它长生不老的思想虽然在今天看来是错的，但他们发展了化学技术和处理物质的方法；而且，炼丹家不仅发现了磁的指极性，很可能火药的起源也与他们有关。于是，他进一步问：为什么中国有经验科学的技术发明，却没有产生近代理论科学？越深入到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详细历史，他越感到，科学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有关系，而非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能说明的。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哲学传统，较之基督徒的世界观，比近代科学还要合拍。这种信念不是来自于任何理论或主义，而是来自于他个人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生活体验。在这进一步的追问中，他已再次转化了问题，对经验科学与近代理论科学做出了区分，实际上已经将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古代有经验科学的中国，在近代没有产生理论科学？

1948年6月26日，现代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先驱弗兰克·惠特尔爵士正在工程车间检视零部件

正是这份源于与中国人建立起亲密联系的个体经验的信念，使他总是更愿意去发现中国人身上的可贵精神。他看到江边规模庞大的天然洞穴里藏着巨型机械、输送管道和蒸馏柱，便联想到将它们运过长江峡谷和湍流的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性格；他看到，在西部的原始简陋条件下，从东部大城市撤退来的中国科学家们，可以在遥望西藏山峰的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在广西的山洞中争相同外国技术专家交流大型发电厂的技术问题，在大理的土著部落中帮助浮游生物学家把小船推入五华塔下的洱海，便联想到“在千瓦、昆虫媒介、维生素耐药量试验、平炉耐火材料、侏罗纪岩层等一类单调的术语后面，整个一代人的发奋、忍耐、信心与希望”。

1944年，李约瑟开始把对自己的问题的解答付诸文字。他那时就已深信，这个问题是“文明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他最初以为一本书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却不断扩展为规模宏大的七卷本。1954年，第一卷出版，到了1992年，《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已经出版了十五大卷，其中有很多中国学者的贡献。一个朴素的问题，引出这样壮观的成果，在20世纪学术史上是罕见的。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者看来，李约瑟所搜集的这些零碎成果是戴着一种现代西方科学分类的眼镜去挑选材料，很多材料表现为一些具体的科技成果，被打碎后装入西方科学体系的框架中，只是给出了在时间上提前多少年的证据，不成体系，还割裂了原本自成一体的中国古代学科排布。其关键问题是：中国科技史与西方科学史是同质的、可类比的吗？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张卜天告诉我，如果说两个事物谁“先进”、谁“落后”，至少说明它们是同质的东西，只有程度上，没有质的差异。然而，当时李约瑟所认为的“中国科技”与“西方科学”本质上是不同的东西，就如同比较不同树种长出来的两棵树谁长得更好，没有意义。

悖论的是，认识到这两种体系是完全不同、自成一体的文化，却是需要比较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也是彼此对自我与他者的重新认定。1946年，剑桥大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如果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安适，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认它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将要引起什么变化，但是我确信，这些变化将具有深刻和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句话也被印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的扉页上。由于“李约瑟之问”的提出，中国与欧洲文化第一次被摆在了一个可以互相参照的位置上。

20世纪50年代，在黑龙江进行实验观察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左)与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学教授马特维耶夫交谈

问题的遭遇

1944年，李约瑟在重庆发表关于科学的演讲。他以他常有的宏大思维和热情告诉中国听众，“我所试图要做的一切，是指出资本主义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我不想被理解为，因为是中国药便主张服用，而不管是否了解其药性。我不主张用‘西医’这个词，因为我们的遗产实际上也就是你们的遗产”。他以一种强烈的平等情感抛出他或许激进、站不稳的猜测：如果中国有像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经济等因素，而西方有像中国一样的条件，近代科学就会在中国产生，而西方人就不得不学习方块字，以便充分掌握近代科学遗产。对于那个抗战的中国来说，也对于那个仍保留着强烈优越感的西方来说，李约瑟的话是一种深厚的同情。他告诉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们，“我们双方都各自有其历史骄傲和自卑之处。中国在许多方面，在思想和实验工作方面都做了开端，但可惜，由于继承下来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没有使它们在中国得以发扬。西方从希腊遗产出发，摆脱了这种束缚，把关于宇宙的知识融合成一个有条理的整体，但环境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西方虽然近代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这种文明却没有带来和平，反而使所有人都陷入世界大战。李约瑟如此说，大概也顾及了中国学者在国难家仇境遇中的自尊心。在李庄，傅斯年曾当着他的面发过一次火，大声道：“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李约瑟慢慢学会了入乡随俗。

在中国学者所著的历史里，李约瑟是我们的朋友。1946年他离京返渝时，中国科学界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傅斯年在会上深情地说：“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李约瑟深信他会回到中国来，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到难过。诚如庄子所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而在西方学者和作家所写的书里，李约瑟的形象则颇具争议。他的左派立场一直在剑桥备受质疑。新中国成立后，他则被欧洲一些知识界的人认为倾共。荷兰科学史学家H.弗洛里斯·科恩写道：“若非如此，《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本可以得到热诚得多的欢迎。”

1981年，李约瑟发现他的毕生研究在西方学界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隔离在两个与之距离最近的学术领域——汉学和科学史之外。他关于东方历史的整理和发现并没有被整合到持续进行的科学革命研究中。或许他应该更早一些留意到。1964年，他曾建议他所指导的一位剑桥学者可以考虑关于西欧以外为何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讨论，但这位学者在自己的书中完全忽略了李约瑟和他的工作。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一书里，科恩把李约瑟视为一位“跨文化科学史的先驱”，他所采取的这条比较路线在学术上的收获，是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辅助性材料来介绍的。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水运仪象台（上图）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原型

在科恩这样的科学史家看来，李约瑟的著作就像到处散落着碎片的拼图游戏，“几乎可以肯定它们能大致拼成一个壮观的图像，但这幅图只存在于碎片制造者的头脑中”。李约瑟有对宏大问题的特殊偏好，与他对神圣事物的态度、偏整体论的科学观、“左倾”的政治倾向和东方倾向都有关。他的巨著更像一本关于技术的书，而不是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书。他对科学和技术没有做出区分，常常认为，技术仅仅是应用科学，且科学与技术、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无法分离，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将技术与应用科学等同起来的错误，可归因于他在剑桥的科学史教师、技术史家查尔斯·辛格。由于这种错误，“如果李约瑟始终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不同的技术史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那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就将变得贫乏和缺少说服力”。更何况，他在讨论时将科学与技术等同起来，与他憎恶“不相信非西方科学的西方人”的情感可能有关，有一些意识形态的意图。在他的所有文章中，由技术推出的结论常常都通过延伸被用来刻画科学，实际上，如果他把从中国传播到世界的发明中技术发明的那部分去掉，那些发明将所剩无几。

与中国相比，西方科学史学家则认为，伊斯兰科学向欧洲的传播实际上丰富了西方科学。公元10至12世纪，阿拉伯文著作连同希腊文著作被译成拉丁文，极大地影响了经院时代的自然哲学，其中，代数技巧对欧洲精确科学影响最大。到了17世纪，伊斯兰天文学的发展也在科学革命前夕参与形成了欧洲科学，欧洲数理天文学家的一些研究取得进展，部分可以归功于以撒马尔罕天文台为中心的伊斯兰科学成就。而根据李约瑟的著作，中国传到西方的科学主要有五项：磁学、炼丹术、观测天文学、宇宙论和时间测量，但它们的传播细节和对科学革命的影响都是模糊不清的，有严重缺陷。李约瑟更像一个夸大中国发现重要性的布道者，如他自己所写，“有意对天平进行纠偏，力求纠正一种长期的不公与误解”。

在一些西方科学史家看来，冷静的事实描述是：西方科学的发展总体并未得益于中国的贡献，只有伊斯兰世界与西欧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科学系统发生了富有成果的互动；与种族相关的概念体系相互之间实际上无法理解，他们的自然哲学不可公度。因此，技术要素可以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科学元素通常却未能如此。倘若张衡试图与维特鲁威谈论阴阳五行，即使他们能够理解对方，也不可能深入交流。一个能够表明中国与欧洲之间有着巨大鸿沟的事实是：17世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译成中文后，一直在皇家图书馆被束之高阁。“它一直静静地待在那里，没有人意识到它的潜在爆发力——它成了历史中一颗令人不安的定时炸弹，由于种种原因却从未引爆。”

然而，如果不是李约瑟所作的研究，今天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或许会截然不同。弗朗西斯·培根把罗盘、印刷术、火药称作新科学时代的开端时，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它们最早全都发明于中国，培根在追溯历史时就会将这些发明据为己有。与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出现的火药、丝机、机械钟和拱桥一样，正是李约瑟的研究让世人知道，这些最初都是中国的发明，它们经由因蒙古征服而开辟的自由商路来到西方。这些源于中国的发明虽然都是在进入中世纪欧洲社会后才发挥出它们的潜在社会变革力量，但如果没有李约瑟为中国辩护，有关它们源头的信息也就将消散在历史中。

李约瑟和中国学者、画家在一起

在这种学院派和史家的理解之外，我更愿意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去理解这个问题所走过的历程和它今天与未来的遭遇。“李约瑟之问”曾启发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给出答案，来理解中国近代的落后。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地位能够得到保障的商人阶级，从汉朝就有的重农抑商传统，搞垮了实业家和潜在的发明家；有人说是千年来的文官官僚制度把最聪明的人的精力都吸引到了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上，人们潜意识里充满了官僚意识，不存在一个可以个人自由探索的空间，而这种官僚制度和“亚细亚式的集权”又与中国悠久的治水历史有关；还有人说，欧洲封建国家之间不断征战的历史塑造了他们的竞争野心和竞争力，而中国过早实现了大统一……这些探讨也深入到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精神层面，形成了许多对我们自身精神特质的自我审视。比如陈立在《我国科学不发达之心理分析》一文中写，中国科学之不发达，可溯源于我们文化中拟人思想的泛生论，没有工具思想的直观方法，没有逻辑，客观与主观混淆和理智的不诚实，这一切则反映着客观社会的组织。钱宝琮则在《吾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的演说里说，我国历史上曾提倡过科学，而科学之所以不为人重视者，实因中国人太重实用，有了一点应用的方便，就不再钻研，“如历法之应用早已发明，对于地圆之说，亦早知之。然因不再继续研究其原理，以致自然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外国人则注重实用之外，尚能继续研究由无用而至有用，故自然科学能大有发展”。这些试图求解“李约瑟之问”的探索，都让我们以西方为镜子，把自身文化和集体潜意识中的特性和优劣看得前所未有的清楚了些。

我很喜欢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对“李约瑟之问”的一种也许不够学院派，但却能引发人幽思与遐想的理解。他说，正是出于对中国的爱，李约瑟对中国的未来拥有最大的信心；他所编写的那套大书最大的长处，其实在于它记录下中国古代历史对未来的许多承诺。无数零星、不成体系的技术发明虽然并不自然属于能够产生现代科学的那种文化和思维模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前人所走的路对未来仍然是一份可借鉴的路线图。当他在敦煌石窟里检视中国古代的星象图，认识到它们的格局之庞大、历史之久远，且流传之广泛时，他理解到中国古人自古以来对天上星辰的着迷和他们思考格局“如大洋般的恢弘”，中国古人也曾以一个个体面对整个宇宙的方式去思考过自身与自然的关系。也许这种过于宏大终极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倾向于迅速进入某种境界，而没有产生导致科学的那些中间的求真步骤，但谁能说，这样的思维随着历史斗转星移，某一天不会显示和发挥出它独特的优势呢？——毕竟，对于中国的漫长历史来说，一部近代历史就像它长河中的许许多多黑暗与黄金时代一样，都不算长。李约瑟的研究固然受到了来自他自身内部那个西方科学范式的质疑和批判，但从另外的角度打量，它仍然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李约瑟在其中重新创造及组合了一个古代中国的记忆宫殿，将炼丹师与铸铁匠、测量师与宫廷天文师、秘术与军事工程师等从失落的世界里复生。

清末，中国人装配的第一台火车头

1964年，李约瑟曾再次造访中国，目睹了中国在“大跃进”之后的困窘。但他相信，这是新政权必经的过程，对中国的信心并未动摇。1972年，他又重返中国。那时的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他见到的是一个陌生的中国，也没能见到几位老朋友，有些人突然间无来由地消失了。这让他困扰、烦恼和不解，对过去的政治信念开始有所质疑。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晚年的他对自己那部庞大的中国科技史巨著的掌控力开始减弱，评论家的批评也开始增多。但他一直工作到生命尽头，带着他对中国新的疑惑和依旧不变的爱。

〔参考书目：《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爱上中国的人：李约瑟传》，[英]西蒙·温切斯特著，潘震泽译，2016年，北京出版社；《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刘钝、王扬宗编，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荷]H.弗洛里斯·科恩著，张卜天译，2012年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李约瑟著，袁翰青等译，2018年，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