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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灵活用工平台怎么看工资(上海市徐汇区平均工资)

商业利益驱使下,企业平台找准法律空白点,披上“隐身衣”,几乎置身于劳务纷争之外


哈尔滨市中山路,外卖骑手在雪中骑车(2020年11月19日摄) 王建威摄/本刊


昆明一骑手在餐馆取到客户订的食品(2020年3月16日摄) 杨宗友摄/本刊


根源在法律保护不足


平台企业热衷于将与员工的关系设计成“劳务关系”,与法律对劳务关系保护不足密切相关。


因被互联网平台企业管家帮拖欠了2万余元工资,多次索要无果后,北京育儿嫂秦阿姨致电所在区劳动监察大队寻求帮助。


接到电话后,劳动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发现秦阿姨与管家帮之间签的是家政公司、所服务家庭和劳动者本人之间的三方合同。


“三方合同属于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按照这个合同,你不属于管家帮的员工,目前,劳动法中没有相关条款能解决你的工资问题,我们也没办法。”该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说。


秦阿姨的遭遇并不鲜见。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目前大部分灵活用工平台最核心的角色是信息中介,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书面协议导致用工关系难以理清。


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一字之差,让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法律保护天上地下。上海瑞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少翔解释说,我国现有关于劳动者的各种保障体制,基本都以劳动关系的建立作为前提。只要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灵活就业者基本就无法获得有力的权益保障。


记者搜索裁判文书网发现,灵活就业者被拖欠工资,甚至因工受伤、因公死亡要求赔偿的劳动争议案件不在少数,但各地法院在对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的认定上并没有较明确、统一的倾向,对不同个案的认定也存在差异。


例如,2020年3月,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灵活用工健康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饿了么及第三方人力外包服务商连带赔偿。


而在2020年5月的另一起案件中,武汉一名骑手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骑手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送餐平台与自己的劳动关系。法院一审、二审均认定,蜂鸟众包仅是在骑手和顾客之间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与骑手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与劳动法上的用工管理有根本区别。最终,这位骑手的上诉被驳回。


尽快将新型用工关系纳入法制保障


显然,将新型用工关系纳入法制保障亟待提速。


在2020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建议加快灵活就业立法进程。她认为,虽然灵活就业的概念在政府文件中出现已有约20年,却至今未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监管范围,劳动规范、劳动保障无法可依,因而也成为劳动纠纷的高发区。在保就业的要求下,灵活就业从业者享有社会保障的需求更为凸显,需要加快行动,推进立法,建立保障。


“当下亟须专题研究新业态条件下的用工方与劳动者的双方关系如何界定,以明确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遵循边发展边规范、在发展中规范并尽快解决突出问题的原则,既要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止已出现的就业者因工伤亡无人管理等恶性事例继续发生,同时也要保障行业平台进一步生存发展,拿捏好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的度。”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说。


目前,针对灵活就业者出台的相关法规、规定中,对建筑业农民工的保障是相对完善的。


2020年5月1日,我国第一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专门性法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条例对项目开工前的资金安排、项目发包分包转包挂靠等容易导致欠薪的环节皆作出严格约束。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对于从事外卖、家政等从业人数较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参照建筑业农民工相关法规,为其制定权益保护规范。比如,可参考建筑业农民工按照项目参保的方式,为外卖骑手缴纳工伤保险开辟专门通道。据悉,兰州、中山等城市的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已达90%以上。


而针对当前灵活就业面临的社保缺失的系统性问题,受访者则建议,应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基本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保险的政策体系,并破除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的户籍门槛。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认为,对于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除了要将灵活就业纳入劳动监察或保护体制中,逐步建立起新型用工关系的制度保障体系,还应以穿透式监管,压实平台方的责任,“不要让平台通过层层分包,或者一种法律关系的建构就脱身而出”。


受访专家指出,相较于平台企业,灵活就业者个体力量薄弱,难有“议价权”,容易受困于平台的商业模式设计。因此,平台企业应担负起保障灵活就业者劳动权益的社会责任,改善管理方式、算法设计,在资本、消费者和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三方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让商业发展更具人文关怀。


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平台企业用人成本上涨、导致灵活就业门槛提高、失业风险增加的问题,上海市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朱雪芹建议,可以考虑采用“平台缴费 政府补贴”的模式。


“有关部门既要对平台企业灵活用工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同时也可考虑通过税收优惠、社保支付比例的调整等方式,对合规优质平台企业进行鼓励,正向引导促进新型就业形态发展,充分保障就业者权益。”苏海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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