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6日发生过什么(2006年12月6日到现在是多少周岁)

2006年11月24日，一位老人的突然离世震惊了武汉市民。下午六点左右，老人坚持要老伴儿李玉珍去洗碗，李玉珍转身进入厨房不久，楼下便传来惊悸地喊叫。

李玉珍返身回到卧室，只见窗户大开，向窗外看去，小区的树冠上，一顶熟悉的绒线帽正在风中轻轻摇荡，仿佛在向她做最后的告别。还是没能阻止住他，李玉珍绝望地昏倒在地上。

这位跳楼的老人名叫江诗信，全国其它地区的人对他的名字会感到陌生，可他却是武汉的一位名人。

事情还得从1985年说起，那一年，江诗信从他工作多年的红山区水产局严西湖渔场离休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寡言少语的老头竟然决定自费去复旦大学学习摄影。

按照对任何事情都要疏理出一个逻辑的惯性，人们推想，也许此举正是江诗信为了加强与社会沟通才做出的决定。搞摄影就必须深入社会，而作品创作就是为了寻找与社会的共鸣。

这当然只是别人对江诗信的善意猜想，而他自己却未必有多么强烈的沟通需求，他只想听从自己内心的意愿去做自己该做的事。但这一来，却使江诗信走上了一条连他自己也没料到的晚年生活之路。

1992年春天，江诗信以“家乡巨变”为主题，到自己的原籍郧西及革命老区红安等地进行摄影采风。在记录了大量的山水、村舍之后，江诗信将镜头对准了普通的质朴山民。

他想从普通人的衣着、表情来窥视和反映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变”。然而镜头里捕捉到的一帧帧画面却让江诗信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在一个叫陈泉沟的村子里，他的镜头中突然闯入一个衣衫褴褛，正在放猪的女童。她赤着脚，眼光痴迷地紧跟在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身后。女童也正是上学的年纪，可她为什么不上学呢？一个大大的问号挂上了江诗信的心头，他禁不住急赶几步追了上去。

小女童哽咽的回答瞬间让江诗信的眼睛湿润了，原来女童的父亲早亡，而随后妈妈改嫁，剩下自己与哥哥为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艰难度日。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哪会有钱去上学？

这个女童叫罗娇娇，望着她难过的样子，江诗信立刻掏出80元钱递到罗姣姣手上，让她去找哥哥尽快回到学校读书。直性子的江诗信并没有对自己的思想过程做理性的分析，他只是按照善良天性的指引做出的决定。她不敢看女童惊诧的眼睛，泪水朦胧中，江诗信扭身快步离去。

在洪山县熊家河村江诗信又被另一个让人心碎的瞬间深深刺痛了。在村子的边缘，一处破旧的小屋掩映在树木之间，江诗信用相机将物像拉近，镜头中出现一个在门前台阶上坐着熬药的小女孩。小女孩守着药罐，神情却专注于手里捧着的书上。

女孩儿机械地用手中的木棍去搅拌沸腾的药汤，却不想一不小心将手伸进了药罐里。随着一声尖叫，小女孩的手上马上被烫起一串水泡。

破旧的屋子、专注地读书、幼小的年龄，再次引起江诗信的好奇。经过交谈，他又一次听到了似曾相识的故事。女孩的父亲不在了，而妈妈常年卧床，虽然不情愿离开学校，可为了负担家里的生活，女孩同样选择了辍学谋生。然而，对学习的渴望，又让她时时捧起过去留下的书本。

江诗信在内心也像药汤一样苦涩和翻滚着，他从怀里默默掏出刨除路费后剩余的100元钱递到女孩手里，希望她能重新走回教室，继续读书。

走出这个村庄，望着坠落的夕阳，江诗信心里涌起一个特别的想法，余生短暂，何不利用自己有限的光和热，为山区的失学儿童出一把力呢？

了解江诗信的人都知道，他虽言语不多，但对自己认准的理儿却是十分执着，按旧话形容就是：十头骡子也拉不回来。

然而也就是凭着这股韧性和浪劲儿，江诗信在助学的路上一口气就坚持了14年。到他辞世时，江诗信用自己的退休金和其它财物捐助了107名失学儿童。以江诗信为核心的“志愿者爱心协会”捐资数百万元，完成了对2146名山区儿童的助学，使其中39人跨入了大学校门。300多人走出大山实现了就业。

在江诗信个人魅力的感召下，有900多个人和138个单位加入到了爱心捐助和爱心接力行动中来。14年里，江诗信的步履印在了鄂、豫、陕三省600多个村庄里。一年中，他有将近九个月都是行走在募捐和送钱的路上。

在大山中往返，光草鞋就被他穿坏了100多双，他的行程加起来达到28万公里。有人说数字是枯燥和冰冷的，但正是这些数字证明着江诗信顽强的意志和火一般的热情；正是这些数字的累积，使社会知道了他，理解了他，使他成为了武汉市民心中的“希望老人”。

1996年六月，已经连续奔波70多天的江诗信累倒在了红山县双河村的村外。被人发现时，他瘫坐在地，几乎无法被人搀扶着站立起来。看着他脸色苍白、说话困难，就有人要背他去县医院。但由于还未完成送钱的任务，江诗信缓缓地摆手表示拒绝，村民无奈只好将他送往较近的乡卫生院。

除了疲劳，还有多年积攒的其它慢性病把江诗信重重地击倒了。连续输了四天液，竟不见任何好转。病床上的江诗信预判自己的生命可能走到了终点，向人要来纸笔，写下了早已经酝酿过多遍的遗书：

“不管哪一天，如果我突然离开人间，请我的家人们不要太难过。这一切都是我选择的，我没什么遗憾。只是希望你们能接着完成我未竟的事业，让贫困的孩子能和我在世时一样受到援助。”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江诗信的心里装着的也是失学儿童。也许是他的虔诚感动了上苍，几度病危之后，江诗信转危为安。然而“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他的身影很快又出现在另一座大山的村路上了。

1999年农历12月的一天，郧西县的天空正飘飘洒洒降着大雪。在渺无人迹一片洁白的山路上，却蹒跚行走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这个老人正是江诗信，他听说祖师殿村的张斌和张秀凤兄妹又辍学了，心中便一阵发紧。老伴儿用身体挡住不让他出门，儿子、女儿劝他天气转晴再出发。但谁也拗不过一根筋的江诗信，他背着那个既是钱包又是干粮袋的“爱心包”匆匆上路了！

这个村子很偏僻，途中还要翻过一座海拔1330米的大山。虽然气温低，但为了防滑，江诗信仍然穿的是草鞋。路难走，走一段时间他就要停下来休息一阵。饿了就把冻硬的干粮放在怀里捂一捂，然后把捂热的外圈啃几口。路上摔了几个跟头，已经记不清，直到下午六点，江诗信才跌跌撞撞摸到了张斌家里。

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江诗信便牵着两个孩子返回了三官洞乡的中心小学。再把欠缴和下一期的费用全部交清之后，他放心地拍了拍张斌兄妹的肩头，示意他们可以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刻江诗的脸上写满了欣慰，他的眼里也绽放出了光彩。

然而这一次，他又大病一场，又在医院里躺了三天。

江诗信老人的爱心捐助行动完全是自发自愿的，他没有刻意保持低调，也没有哗众取宠故意使人注意。然而他的行为还是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市民知道了，江诗信逐渐成为了武汉爱心人士的符号和象征。2004年十月，江诗信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市、区两级也多次为他颁授荣誉。

2004年，本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原则，在志愿者和市主管部门的帮助下成立了“江诗信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江诗信被选为会长。这之后，他更是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捐资助教的事业上。

江诗信十分珍惜这些荣誉，然而自从走上这条路，他不仅没有为自己的家庭带来丝毫帮助，往重了说，由于江诗信的“偏激”行为还给家里带来严重的“拖累”。

他的老伴李玉珍曾毫不掩饰地对记者说：“你问问他，这些年为家里做过些什么？他尽到过做丈夫的责任没有？他尽过做父亲的责任没有？”

应该说李玉珍的抱怨完全是有理由的，多年来，江诗信的退休工资几乎全被用于助学，家里的柴米油盐都是由老伴儿负担。在江诗信70岁寿辰时，亲友们给他送来的贺礼以及子女们备办酒席的钱，他也都一分不剩，全部捐了出去。

他家住在顶楼，雨季经常漏雨。可江诗信根本无暇进行修理。但这却是做丈夫的典型的份内差事。最让李玉珍耿耿于怀的是他对两个儿女的无视。在两个孩子上学、工作和婚姻等关键节点上，江诗信几乎都远在大山的村落里。没有提供一点哪怕是象征性的帮助。

女儿江丽的中考成绩非常优异，分数高达584分，完全可以被重点高中录取。但由于缺乏自信，得不到来自家庭的鼓励，最终只报考了中专，成为一生的遗憾。

但这在江诗信眼里却都看得很平淡。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你们这就算是生活在天堂里了，你看看山里的孩子是怎么过的？”在江诗信的心里，自己的孩子、家里的生活情况已经非常理想，根本不需要他再去关心和费心。

当然，江诗信最对不起的还是他自己。十几年来，他的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因为只有一个思想支配着他，那就是尽量多省出钱来救助孩子上学。知情人说，江诗信每天只吃两顿饭，他的饭菜常年就是两个馒头和一枚咸鸭蛋。人们从没见江诗信购置过新衣服，他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

由于营养不够，他身形瘦削，面色黧黑。到江诗信出事之前，他两腮深陷，手臂与脖颈上的皮肤粗糙松弛，毫无健康的光泽。由于缺乏营养，他常年患有口腔溃疡。但他却不舍得花钱看病，他自奉俭约到近乎残酷的地步。

他自己这样做，同时也希望别人像自己一样省俭。在协会里工作，江诗信出差、下乡的车旅费按规定都可以报销，但他总是将一叠票据掖在身上，全部自费负担。

有一次到市里参加表彰会，半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就打电话跟协会的同事说：“住这里的宾馆，一宿需要400元钱。这足够一个贫困学生一学期的生活费了，太贵了，我睡不着，想搬出去。”

江诗信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山里那些可能因贫困失学的孩子，虽然爱心人士越来越多，协会的力量比自己单干的时候也不知强出多少倍，但资金仍然是入不敷出。

看着助学名单上的名字每天都在增多，江诗信心里的压力也在逐日增大。他怕自己辜负“希望老人”这个称号，怕对不住社会对自己的信任。

为拓宽捐款募集渠道，江诗信尝试用自己拍摄的数百张乡村儿童的生活照片举办摄影展览，以扩大影响和吸引市民的关注。有一次，一位女摄影师观看展览后，久久站在其中一幅照片前不肯离去。

这是一张三姐弟的合照。最大的女孩儿13岁，名叫陈洁。她穿着一件大人穿过的旧外套，外套的胸前还有一个明显的破洞；中间光着膀子的男孩儿叫陈武，八岁的妹妹穿着一件用别针系在一起的旧衬衫。

女摄影师叫郭玉萍，她向江诗信求证道：“山里的孩子真的这么穷吗？”看到郭玉萍怀疑的神情，江诗信直接说出结果：“确实是真的，这三个孩子我只有能力资助其中的两个，那一个……”

没等江诗信说下去，郭玉萍打断了他。她牢牢地望着江诗信的眼睛，当确认这双浑浊的老眼中完全写满真诚后，郭玉萍被深深震动了。一为贫困的孩子；二为这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她请求道：“江老，您看由我来资助剩下的那个孩子行吗？”江诗信笑了，他脸上的皱纹几乎堆成了一朵菊花。

江诗信的爱心行动像投入湖中的一枚石子，涟渏在一圈圈放大并荡漾出去。

张春英是汉阳造纸厂的一名退休女工，她含着热泪找到江诗信，要求捐助三名儿童，虽然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300元。

红山区政府的干部也加入了进来，通过江诗信，他们与失学的孩子结成了稳定的“对子”，有300名儿童得到了捐助。

国信武汉分公司的70名员工也与失学儿童建立了一对一助学帮扶的“对子”，并且公司还捐出35万元为郧西县三官洞村新建了校舍和购买了教学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江诗信爱心接力小组”，准备将助学活动一届一届的传下去。

爱心人士多了，协会的力量大了，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江诗信自己的工作强度。他仍然沿袭着以前旧的捐助方式，几乎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每一笔款子他都要亲自送到孩子们的手上。

江诗信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他曾把募到的钱直接交给专业的慈善机构，这样做可以节省很大的精力。然而不久，他发现机构存在着效率低下的严重缺陷，急等钱上学的孩子很久都等不到这些钱。

他曾把钱交到学校的校长手里，可学校经常会把钱款挪用在其他的方面。

他还曾经把钱交给了班主任，而班主任把钱奖励给了优等生。

这一切都让江诗信感到失望至极，他心里想着的还是当年尾随学生们赶猪，和把小手伸进药罐的小姑娘们的形象。他只想让失学的孩子尽快返回教室。

协会成立之前，江诗信一直是自己管理自己，他像个独行侠一样来往于乡村之间。虽然辛苦，却行为单纯，他享受着付出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成立协会后，信息变得多元，事物变得复杂。为实现目标，他得付出比原来更多的精力。江诗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焦虑。

2005年，江诗信曾向主管部门提出辞去会长的申请。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主管部门没有同意。

但工作压压力越来越大，江诗信的精神状态在明显变差。只有在见到学生时，他才会眉开眼笑。

2006年12月7日，江诗信正在家中翻看助学名单。门外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自称是武昌区的纪委书记，还特意说明是全国学雷锋模范吴天祥介绍来的。他说有一笔捐款要捐给协会，希望江诗信能重新开设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

正为助学款不足而烦恼的江诗信一听十分高兴，连忙起身倒茶倒水。闲谈中，来人略无深意地指着江诗信挂在椅背上的“爱心包”说：“这么多年了，你还一直用它吗？怎么不换个新的？”江诗信说：“它结实，不用换。”

随后，来人又问起最近准备去哪里？江诗信说：“要去红安”。

该男子又向他了解如何带钱给山里的孩子，江说：“若数额大，就存在银行卡中，若不多，就直接带在身上。”

由于又将有一笔捐款入账，江诗信心里很轻松，对来访的男子也十分礼貌周到。但当该男子离去后，江诗信突然发现“爱心包”里放着的7000元钱不见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经过回忆和核实后，江诗信确定包里的7000元是被刚才的男子拿去了。原以为会有新的捐款入账，却不想已经捉襟见肘的助学款又被骗去了7000元，江诗信呆立在屋子中央，仿佛灵魂被抽走，只剩下躯壳一样。

李玉珍一见可吓坏了，把江诗信慢慢扶到沙发上坐下。然后又是摇动他的身体又是呼叫，好半天江诗信才回过神来。恢复意识后，江诗信呢喃道：“这可咋办？这可咋办？在家就把钱丢了，人们不会怀疑是我贪污了吧？这可是协会的钱啊！”

见老伴儿清醒过来，李玉珍长吁一口气，忙劝慰道：“钱真的是被骗走的，你捐了这么多年钱，谁会不相信你？”

这说到了江诗信的痛处，他几十年做人正直正派，最看重的就是名誉。宁肯损失金钱甚至损失健康，也不愿让名声受到丝毫污染。尤其成立协会以后，账目来往多了，但他坚持把每一笔账记录得清清楚楚，甚至全部都要亲自经手，保证不出一点纰漏，以免遭人指点，予人口实。

现在一下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江诗信一时激动得难以自抑，竟然低声啜泣起来。李玉珍不停劝慰，却没有效果。稍后江诗信示意扶他到电话座机旁，他拨通了协会的电话，开口没说完两句话，江诗信的情感崩溃了，他对着话筒大哭起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江诗信一面让女儿江丽找熟人请警方报案；另一方面请求主管部门彻底清查账目，希望组织上能给自己一个结论。

但两个方面的进展都让他失望了，若干天过去，警方破案没有一点眉目；主管部门对江诗信的查账要求也没有重视，他们丝毫不怀疑江老的为人和人品。

江诗信的心理负担一天比一天重，精神变得日渐消沉。他不停念叨：我做了14年好事，他干嘛要骗我啊？

11月17日，他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邀请他做的演讲报告会。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爱心协会的运作。最后，江诗信有些伤感地希望华中科大的学生们坚持爱心传递。这是江诗信最后一次出席公开的活动。

江诗信变得更加抑郁，11月21日，李玉珍在走廊中看到一条悬挂的绳环，急忙叫来儿子和女儿共同解劝他们的父亲。11月23日，女儿江丽与父亲做了一次彻夜长谈。

作为女儿，她对父亲的性情十分了解，在肯定父亲善良正直的一面后，江丽一针见血地指出父亲这些年精神压抑的实质：“您是由于出名背上了名人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由自主按照社会的期许塑造自己，但其实您就是个普通人，您应该摆正心态。

“像这次丢失7000元钱的事，若在普通人，那么自认倒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而您却要上纲上线，担心自己的清白和名声，害怕别人说闲话，其实这都是多余的顾虑。

“您一直念叨，做了14年好事，骗子为什么会骗到您的头上。这说法更没道理。难道骗子骗人还去选择吗？若有良心，他们就不会去骗人了。”

江丽的话处处击中要害，说得江诗信默然无语。最后他表示：“我想通了！”。江丽还担心话说重了，听到父亲的表态她释然了。

11月24日，江诗信与老伴儿一块儿去到女儿家，下午五点多，一名曾接受江诗信帮助的学生张娟打来电话询问：“26号的讨论会，您是否参加？”江诗信回答：“会去参加”。

张娟兴奋地说：“那么马上又能见到您了”。但随后她感觉江诗信声音喑哑无力，就劝他要注意保重身体。江诗信随后伤感地说：“以后的爱心助学就靠你们了”。

几分钟之后，江诗信从十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在江诗信的追悼会上，数千市民及他帮助过的学生自发前来参加葬礼。人们对他这些年的爱心助学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江诗信老人离去了，但受到他帮助过的学生永远不会忘记他；他的善良、正直和执着也会永远激励着社会上向善的人们。由他点燃的爱心助学活动也将永远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