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以问题僵持难解的国际体系根源：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大国协调失灵
近年来，伴随美国进行中东战略收缩、减少战略投入，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影响力上升，与中东地区大国合作关系日趋深入，“美退俄进”成为学界对中东大国博弈特点的基本概括，甚至出现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的论断。
美国对中东影响相对下降是事实，但应避免作简单化理解，目前美俄在中东的博弈态势应概括为“美退而不弱、俄进而不强”，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尽管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依旧是对中东事务影响力最强的外部大国，美国淡出中东将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俄罗斯不断重返中东，但主要在战术策略层面，并没有全面主导中东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当前和将来俄都无法成为中东霸主；“美强俄弱”仍是美俄在中东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当前，域外大国在中东地区竞逐的另一特点是多极化趋势增强，除美俄欧等传统力量外，中国、印度、日本等大国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存在日益增强，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不断增加，但影响力尚十分有限。
当前美俄在中东的大国博弈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热点问题久拖不决。
当前，巴以问题面临的严重困境之一在于如何消化特朗普的遗产。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颠覆巴以和谈基础、抛弃已有的中东和平机制，企图把所谓的“世纪协议”强加给巴勒斯坦，是导致巴以和平机制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021年的巴以冲突中，美国拜登政府不断在联合国安理会为达成共识制造障碍的做法，都严重破坏了安理会在呼吁巴以停止暴力、实现和平方面的作用，也不利于其他主体和机制发挥作用。这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旧秩序失灵，新秩序难以建立的困境。
当前，在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把战略重心转向大国竞争的情况下，特别是深陷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大国博弈之际，美国只能通过微调来维系中东地区盟友关系，并继续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如不久前美国国务卿林肯访问中东并出席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峰会），但很难发现美国有系统的中东战略和中东政策，巴以问题更是很难成为其重要关切。
二、地区格局和地区大国关系无助于巴以问题解决
在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的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的剧烈分化重组。
在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中东地区力量不断分化，地区大国博弈持续加剧。其内在根源之一是在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剧烈分化重组。
首先，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集民族、教派、地区主导权争夺于一体的对抗不断固化，双方对抗呈现教派化、阵营化、代理人化特点。
其次，土耳其与沙特不仅围绕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存在竞争，而且双方各自领导了亲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卡塔尔等）和反穆斯林兄弟会力量（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之间的抗争，甚至对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
最后，2020年以来，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的诉求与阿拉伯世界持续衰落分化、美国极力撮合、以色列四面出击等因素相结合，导致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更趋边缘化，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和分化也进一步加剧，而伊朗、土耳其两个非阿拉伯大国则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谋求地区话语权。
在最近十年的中东地区格局中，一方面是沙特和伊朗、土耳其与沙特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另一方面是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很难再寄望地区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的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
自2021年以来，复杂的内外因素导致地区大国关系出现积极的缓和势头，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以色列的关系，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参见刘中民：《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虚实表里》）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关系缓和特别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是以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为代价的缓和，进而形成了巴以冲突加剧与阿以关系缓和并存的畸形状态。
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断衰落是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根源之一
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是“阿以冲突”变成“巴以冲突”，以及巴勒斯坦在巴以斗争中更加艰难和孤立的根源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1956、1967年前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国家”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希望通过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多听命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埃及的领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最高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1963年4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掌权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宣布组建阿拉伯联邦的决定，但未等协议生效便宣告失败。1969年卡扎菲发动军官革命后，尝试推动埃及、利比亚、苏丹三个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但因1970年9月纳赛尔逝世而受挫；此后，卡扎菲提出的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组建“阿拉伯共和国联邦”（1971年）、埃及和利比亚合并（1972年）、利比亚与突尼斯组建“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等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其主要标志性事件包括：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惨败，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伊斯兰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构成严重冲击；1970年约旦驱逐巴解组织的“黑九月”事件；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导致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埃及退回到维护自身利益的埃及民族主义；1980-1988年两伊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围绕支持伊拉克还是伊朗发生分裂；1990-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几乎宣告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死亡；2003年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覆灭；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走向严重的碎片化。
正是伴随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而阿拉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国家民族主义”上升，使巴勒斯坦问题已经难以成为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事业，不断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也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表现。
四、巴以冲突已成为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
巴以问题之所以已经成为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其重要根源不仅在于影响双方矛盾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等痼疾依然存在，而且在于巴以冲突越来越内嵌到巴以双方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它们突出表现为巴勒斯坦方面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巴解组织（法塔赫）和伊斯兰主义力量哈马斯之间的对抗，以色列内部右翼和左翼甚至更加复杂的政治阵营之间围绕巴以问题的分裂，甚至由此衍生出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犹太定居点问题引发复杂的法律和民事冲突。也就是说，巴以问题的基本冲突方是以色列、巴解组织（以及它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之间的“三国演义”。
巴以冲突的悲剧与双方受宗教史观影响而形成的不善于妥协的民族性密切相关。
从以色列方面说，犹太民族虔信迦南地带（巴勒斯坦）为亚伯拉罕与上帝签约赐予“上帝特选子民”以色列人的土地；相信上帝必将派弥塞亚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使其复归故土，在迦南地带重建犹太民族的“千年王国”。正是由于固守上述理念，以色列才把不断侵吞阿拉伯人土地，不断建设犹太人定居点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事业。
从阿拉伯方面看，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瓦克夫”（宗教财产），具有不可转让的神圣性质，这也正是巴勒斯坦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拒不承认以色列，执著于消灭以色列，并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根源所在。
具体到巴勒斯坦内部，最为复杂难解甚至解决困难不亚于巴以冲突本身的是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当然，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分化同样异常复杂，在以色列总理拉宾1995年遇刺身亡后，以色列主张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左翼力量不断衰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右翼力量长期保持把持政坛，并在犹太定居点建设、耶路撒冷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行动（关于这些问题详见刘中民：《中东睿评｜“春风”方起又遇“寒潮”，巴以冲突打破和平期待》一文中的分析）。更加重要的是，以色列近年来政治极化严重，各派力量尤其是右翼力量都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示强作为争取民意的手段。因此巴以冲突背后也是以色列内部右翼和左翼力量政治角逐的反映。
五、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的巨大局限性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具有混合性、混沌性和摇摆性的特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当时并不存在以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为目标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它主要依附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民族主义而存在。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结束，才有了相对清晰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在二战后（1945—1979），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很快又转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深受埃及等国家的影响而缺乏自主性。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后，当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和阿拉伯世界不断分裂之际，巴勒斯坦被阿拉伯国家所忽视甚至排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处境艰难。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巴民族主义上层精英的家族矛盾严重削弱了巴民族团结。巴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掌握在家族手中，严重削弱了其领导能力和民众基础。
第二，巴民族主义的民众基础薄弱。由于贵族阶层掌握巴民族主义的主导权，其影响力主要限于城市地区，从而使其缺乏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村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导致巴民族主义无法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抗衡。巴民族主义组织缺乏社会底层认同的历史局限性，恰恰埋下了日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崛起，并向巴民族权力机构发起挑战的历史伏笔，因为哈马斯的社会基础恰恰在于未能为巴民族主义组织掌握的底层民众。
第三，巴民族主义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巴民族主义一直未能彻底摆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制约，一直寄望于通过泛阿拉伯团结或“大叙利亚统一”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使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二战后，20世纪50～60年代巴民族主义再度从战前尚未成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转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历经多次失败和挫折后才在阿拉法特领导下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并重新转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依然无法摆脱地区大国的控制。
六、泛伊斯兰主义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近代，其核心主张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国家。二战后的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而主要体现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新泛伊斯兰主义”，其典型组织形式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其前身是1971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
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历次首脑会议上，耶路撒冷地位、被占领土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等都是伊合组织的核心议题。伊合组织首脑会议发表的公报多次呼吁伊斯兰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制止以色列扩建定居点和在耶路撒冷修建隔离墙。
但是，伊合组织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舆论和道义支持、经济援助等方面，很难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存在着口号多、形式多和办法少、行动少的特点。其原因包括：
首先，伊斯兰合作组织作为当代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其成员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严重，都很难使其成为统一的政治组织；其组织机构松散、效率低下、缺乏足够约束力、财政困难等因素，也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
其次，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之间矛盾重重，限制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影响。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虽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但由于国家自身特性和目标不同，又呈现出各取所需的不同特点；它们之间的复杂矛盾也严重削弱了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巴以冲突的长期化有国际体系、地区格局以及巴以（阿以）双方等多层次的复杂根源。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新冠疫情长期化、全球经济低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在未来，只有直接或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尤其是巴以双方，真正诉诸文明与文化的自省与反思，真正摒弃孕育冲突和暴力的偏见，实现精神的解放与真正的和解，巴以冲突的悲剧才会落幕。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