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深圳模式是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小岗村的实践是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温州人创造的民营经济“温州模式”则是推动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
（图为温州地标江心屿）
(图为温州某企业技术人员调试自主研发的双臂协同机器人)
产业升级的资本土壤
促进传统制造业向科技含量高的中高端制造业转型是温州的一大任务，信息经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成为温州发展的重点。在温州滨海园区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制造型企业，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下称“奔腾激光”）就是其中之一。
当拿到激光与光电子产业集群授牌后，温州就在全国寻找激光设备优质企业。2012年奔腾激光就作为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温州。
“温州市当时处于经济转型过程，通过深入了解和沟通，政府给出很多优惠政策，我们成为温州市首批具有典型意义的高科技企业。” 奔腾激光客户服务中心主任陈嵩说。
奔腾激光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激光设备加工生产基地，产品应用于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等领域，也曾为运载火箭生产专门配套的激光切割机，和中车青岛四方合作打造轨道交通第一台不锈钢车身焊接。
“自从到了温州后，我们企业的产值每年增长30%~50%。客户遍布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16个国家。高功率激光设备的出口量全国第一。” 陈嵩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
除了科技外，电子商务和企业走出去也是今天温州商业的新特点。
由温商项光达投资的青山系企业先后投资50亿美元到印尼青山工业园等项目；人民电器集团也是参与越南国家电力改造和工程建设最多的中国企业；由温商孙坚投资的旺康系企业在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建设陶瓷厂，并计划在沙特建设工业园区……温州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已经建成3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全国拥有最多国家级境外园区的地级市。温州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正在让温州成为“世界的温州”。
而温州电子商务的零售额也从2013年的390.79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1568.5亿元，蝉联“全国电商百佳城市20强”称号，更是打造了跨境电商发展平台和跨境电商园区，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融合。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对资本的需求。正如对于创业初期的郑秀康而言，缺钱是摆在他面前最大的一道坎，缺钱也是摆在10万温州商人面前的一大问题。
1984年，方培林看准了市场上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人银行——方兴钱庄。
但就在方兴钱庄热热闹闹开张的第二天，温州市人民银行、工商行、农行及县农行四位领导就找上门，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实际上，方兴钱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
虽然没了招牌，但方家老宅仍是人来人往，方培林把钱庄经营转向了“地下”。对于方兴钱庄地下经营的活动，钱库政府则是采取了宽容和观望的态度。
在钱库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四人调查组，对钱庄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同意试办。
方培林办私人钱庄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1986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28条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方兴钱庄不得不因合法性问题再次停业。
在方培林的争取和温州市政府的支持下，1986年12月25日，方培林挂出了“中国温州实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方兴钱庄起死回生。1987年9月，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实验区之一。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当时董书记说我们现在多层级的经济必须有多层次的金融来配套，国有企业有国有银行，民营企业有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对社会的补充很有意义。”方培林回忆当年董朝才书记跟他的谈话说。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温州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率先进行利率改革试点的地区，形成了银行和信用社与私人钱庄竞争的局面。
随后，方兴钱庄的存款量一下子大了起来，达到了1000万元。直到1989年，方培林认识到私人钱庄存在的高风险而将其关停，通过3个月的时间停存款、收回贷款，没有造成任何不愉快的状况。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的各种不便，利率的浮动也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虽然方兴钱庄只存在了5年，但由此造成的中国金融业改革却再也无法停止。方培林也成功“从外围”推动了中国金融改革。
温州市社科联前副主席、温州政协智库专家洪振宁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利率浮动就没有后来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银行或信用社的支持，但当时银行条线上的规定是不允许贷款给民营企业的，温州民间的农村信用社先试验，浮动利率，在局部地方取得经验后，面上逐步推开，到1986年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来温州调研，1987年温州作为全国利率浮动试点城市，在温州面上推开了。”
金融综合改革惠农民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温州民间借贷的发展和金融实践的创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撑，但正如方培林所担心的，民间借贷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随着时间发展到2010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然变了味道。
2010年，我国实行银根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更趋活跃，这催生了更多的地下钱庄、担保公司。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
民间借贷危机引起了地方和中央高层的关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来到温州视察，并于2012年3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2012年国务院决定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13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来温州调研，温州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并定期公布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下称‘温州指数’），及时反映民间金融交易活跃度和交易价格，2012年12月正式对外发布，温州指数的发布，有利于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洪振宁说。
“农民都用登记的方式，也就是承诺的方式，把不动产写个承诺书，可以保管的动产，比如金饰，我们放在银行保险柜里保管起来。瓯海最近两年推出13种抵押物，包括证件不齐全的农房、证件不齐全的小微厂房、农民的养老社保。”潘志坚说。
过去，农民常常因为没有抵押物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温州市瓯海区推出的“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打破了银行贷款对抵押物的严格限制，让农民也能用上贷款。据潘志坚介绍，农民贷款主要用于创业，比如农民需要种植养殖，基本上在30万左右，对真正创业的农民很有意义。
普惠金融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31日，“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已放贷8610户，金额370443万元，受理资产9969宗。同时在大部分村建立普惠金融服务站226家，聘请协贷员226名，村民在村门口“最多跑一次”就能办贷。预计在瓯海近期可以做到50亿元，1.5万户，推动农民致富可达7500万元。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