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所谓“秦坑儒谷”石碑
凤凰出版社影印宋刻十四行本《史记》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首先是直接针对淳于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一主张，做出总体评价，以为像淳于越这样“愚儒”，明显智力不够，实在是蠢得很，他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秦始皇创建的亘古未有之大业丰功的。
这是一个纲领性的认识，大调子一定，下边就是具体的处置办法了。“愚儒”的“愚”也就是傻的意思，傻瓜的话，不仅听不得，也不能由着他到处胡乱说，让傻瓜给正常人洗脑。遍地傻瓜乱跑，那大秦帝国还能成个什么样子？实际的后果很严重，并不仅仅是遍地傻子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若一味“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则必将“惑乱黔首”——有傻小子不干了，出来造反怎么办？这就是“公知”的危害，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做出惩处。
应对的办法，一是“别黑白而定一尊”，即确立皇帝唯我独尊的地位，人人都要服从于他的权威。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除了他，谁的话都不算人话，谁的话都要同他保持高度的一致。二是在此前提下，与此有违的种种私学，都要一律禁绝，并且指出开放言论的严重后果是“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即皇帝的权威荡然无存，而反对的党徒必将布满朝野，实在是危乎险也。三是应立即颁布具体的禁绝措施，即除了官方存留部分书籍之外，诸如秦国自己的史书、朝廷所设博士官传习的儒家经典，以及像“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样的科技著述等，其余所有各项典籍，统统搜检出来烧掉；同时还有特殊针对性地特别强调“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这样的处置措施，看起来好像很有创意，但是自古以来，就是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与李斯出自同门的韩非子即明确讲过，当年商鞅即已“教秦孝公以……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到底是同门同窗，对先行君主施展过的这种手段，同样早就烂熟于胸，时机成熟时，掏出来用就是了。
李斯这个现职的帝师把话讲得都很到位，有纲有目，有头有绪，一切都正中秦始皇的下怀，连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详，自然博得他满心欢喜。于是，秦始皇只简单地迸出一个“可”字来就依样施行了；或者说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大秦帝国建立起来最大规模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也可以简单地用“焚书”二字来概括。
全面了解这一背景，了解这场运动在秦朝政治生活中无比重要的地位，我们才能切实理解秦始皇“坑儒”之举发生的缘由。
秦始皇“焚书”之举，实际上不过是上一年刚刚施行的极其严酷的惩处办法，这些儒生应该老老实实地上班办事儿领薪水，帮助我歌功颂德“兴太平”了吧？可恨侯生、卢生这些“方术士”，骗吃骗喝骗够了，临走人还“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不过这帮子家伙本来就是骗子，如此忘恩负义，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而且其社会地位和影响，都没法跟儒生相比，只要这些儒生，都像朝廷设置的那七十个博士一样给朝廷妆点门面做摆设，倒也不用担心什么。
那么，这些儒生的地位和影响为什么这么重要？除了孔夫子创立的政治学说和社会理念对世道人心具有重大影响之外，还有一个似乎不为人言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在先秦诸子之中，其他各家，讲的都是空洞的思想观念，只有儒家才具有丰富的具体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自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来教授弟子，这些知识，就成为儒家门内师徒相传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典籍所蕴涵的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以及社会制度知识，其丰富性、系统性、具体性在先秦诸子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高谈阔论的理论，只能影响一小部分高等知识分子，而这些具体知识和儒生对这些具体知识内在义理的阐释，才能更加深刻地影响社会公众（前述秦廷儒学博士之“博”，其要义也正在这里）。其中历史知识的影响，尤为重要，因为这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一项利器。
现在，摆在秦始皇面前的问题是，侯生、卢生这些“方术士”既然能够阳奉阴违，口是心非，那些儒生是不是口服心也服，服服贴贴地跟他这个一尊之身保持一致呢？秦始皇对此很是担心，或者说侯生、卢生等“方术士”搞得他很是心虚。他需要考察一下真实情况。于是，便指使人去查问“诸生在咸阳者”。——这就是“方术士”惹出来的事儿而秦始皇却“头痛医脚”地去查问儒生的缘由（阐明这一点，我们也才能够理解，后世有些政治人物，竟然真的会头痛反而医脚）。
结果呢？结果不禁让他有些震恐。这就是这些儒生在上一年刚刚颁布那样严酷的禁令之后，仍然“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如上所述，上一年的时候，正是由于“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才促使秦始皇颁行禁令，试图以严刑峻法，吓阻这股反抗的潮流，可是现在一查才知道，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依旧暗潮涌动。那么，秦廷的法律岂不形同虚设？秦始皇的威严何在？若是任由这帮儒生继续惑乱黔首，岂不天下大乱？必须严查重惩！
后世很多儒生，总是恶毒攻击秦始皇很任性，攻击这位千古一帝心有多么残忍就能多么残酷地镇压知识分子。其实秦始皇虽然心狠手辣，但却是一向很讲究依法治国的，绝不随便胡来。面对反动知识分子的猖狂进攻，秦始皇依然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使御史悉案问诸生”，也就是逐个审问，让这些儒生人人过关。只不过以强大的威权去审查一个个弱小的书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后来掌握权柄者无数次重复过这种方法。那么，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是“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也就是在酷刑苛法的威逼下，这些儒生们不得不违心地揭发检举他人，这样才能侥幸脱身免罪。
当然并不是所有举报了同辈的人都能不被追究治罪。若是这样，秦始皇就失去了追查其事的意义了。因为他想杀一儆百，即《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倒霉的，是那最后被朝廷认定的“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
这样通观《史记》相关记载，被秦始皇坑掉的，理应是儒生，而不会是方术士。如前所述，按照始皇长公子扶苏的说法，当时秦始皇所要坑掉的“诸生”四百六十余人乃“皆诵法孔子”，这也清楚说明他们确实一个不差都是儒生。又《史记·封禅书》另外还记载说“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这“文学”讲的同样是儒生。这些都可以同上面所做的分析相印证。
至于《史记·儒林列传》所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也就是我在本文开头引述过的“焚《诗》《书》，坑儒士”那句话，虽然曾被很多学者引作秦始皇所坑之人包含诸多术士的证据，譬如近人崔适即持此见（崔适《史记探源》卷八），章太炎也说是缘于“诸巫食言，乃坑术士“（《太炎文录》卷一《秦政记》）。至于持此观点的现代学者，更比比皆是，毋庸逐一列举。可若认真审读《儒林列传》的文本，则可以看出，情况并非如此。
为便于分析，可将其上下相关文句，再列举如下：
自孔子卒后，……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请大家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写在《儒林列传》开头的地方，儒林、儒林，这里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谈论的儒学、儒书、儒生、儒术，都是儒家之事，与“术士”无涉，忽地迸出“坑术士”一语，与上下文不协，显得相当突兀。
《史记》三家旧注，唯有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释及此语，其语如下：
颜云：“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也。”
姑且不论这里所说坑儒之事的缘起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异同，我们看《史记正义》叙述的内容只是“坑儒”，而不是坑埋术士。古人注书释文，当然要与被注释的正文相对应，不会无端添附离“经”之“注”。所以《正义》这条注释，显示出原文应是书作“坑儒士”而不会是“坑术士”。检南宋时期的类书《记纂渊海》，其引录《史记·儒林列传》此文，乃书作：
秦之季世，焚《诗》《书》，坑儒士，六艺从此缺焉。
可见当时所依据的《史记·儒林列传》，正存有“坑（坑）儒士”的版本。这足以印证上述推论不诬，被秦始皇坑掉的，实际上只是儒士，而与方术士无涉。
结论，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坑儒谷里活埋的都是儒生。没有一个例外。
2021年6月7日记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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