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所有权的性质(所有权性质有哪些)

摘要：本文利用巴泽尔产权理论推断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司所有权模式，笔者认为未来30年企业所有权将来越来分散，公司主流所有权模式将是共同控制与共同所有。

一.问题的提出

女儿在今年出生，我很关心她在30年后的而立之年面对怎样的社会。除了家庭，企业会是对她带来最大影响的组织，她如果在企业工作更是如此。而企业的所有权模式又是企业对内对外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于是我想用巴泽尔产权理论推断30年以后企业是什么样的所有权模式。

我运用的分析工具除了巴泽尔的产权理论还有科学方法论，所谓科学方法论，我要做的就是从一个基础假设出发，在产权理论的指导下，加上关键的局限条件，推出能被推翻的结论，如果能被推翻但没有被推翻（可证伪性），结论就算经过了考验。这里的重点是找对“关键的局限条件”。这段话可能不太容易让人理解，什么“产权理论”，“关键的局限条件”，“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除了关键术语，我不打算做全面的释义，拥有丰富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即使不懂这些概念也能有所体会。

我所使用的产权理论被称为“华盛顿大学研究法”，这个学派叫“华盛顿经济学派”，出了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而这个学派的首要人物可是中国人，活跃在学术一线，追随者众，张五常教授是也。巴泽尔跟张五常曾经同为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交往深厚，他们也曾分别担任过美国西方经济协会主席。

对企业所有权制度做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或基本假设是：1.无论老板还是员工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假设并没有定义“利益”是什么，它只能由追求者自己定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利益，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是利益。2.存在竞争，此处实现不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可以到别处去。

进一步我想大家对公司建立这样的理解：公司的本质是合约。张五常教授在1983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中指出：公司是一组私人生产要素使用权委托的合同。可能张教授是受当时委托代理理论或者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现状的影响，将合同签署方之间的关系看作委托代理关系。时至今日，我的观点是公司各个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愿的合作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容易让人误以为委托人是权利拥有方，代理人是义务承担方，或者代理人是为委托人服务的，公司治理的乱象由此产生。[1]

我要推断30年后企业所有权制度是什么样子的，要先对企业所有权面临的局限条件进行简化，这样才能去掉干扰因素，让水落石头出。但简化的风险在于脱离现实，张五常教授的要求是：无论怎样简化，也一定要与世界的真实情况大致吻合。比如我要推断天上掉下一块石头会不会砸死人，要做这样的前提假设：1.这个人是健康的，2.砸的是天灵盖，如果假设这个人在月球上，这个假设就是错误的，因为脱离了现实，让讨论失去了意义。大家知道石头会不会砸死人关键考察的是重力加速度以及天灵盖的硬度，如果不把风的因素去掉，风既可以把往下掉的石头吹偏过头顶，还有可能把人吹的无影无踪。那就让石头背了地球引力的锅。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所有权模式，作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是由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所决定的。其生产力特征是未来外卖、驾驶等大量的依靠体力，有规范程序，所处环境稳定的工作都会被机器取代，机器越智能，人的创造力越宝贵。这一时代特征决定了未来企业所有权模式必须能够最大化得激发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下表是学者黄世忠作出的新旧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差异。[2]

我们对企业所有权下一个定义，企业所有权等于控制权加剩余收益索取权。企业所有权要从经济权利和法律权利两个角度分析[3]。法律权利主要受公司法的约束，是相对清晰的，比如一个股东持股比例（表决权比例）在三分之二以上，那在股东会就说了算了。经济权利是最终目标，而法律权利则是达到最终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意思很简单，你是大股东不能为所欲为，侵害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甚至不能挫败小股东的“合理预期”。本文主要分析企业各生产要素提供者的经济权利。

现在正式把讨论的问题具体化：假设一个经营目标需要拥有A种专业能力和B种专业能力两个人，比如一个负责获客，一个负责交付，不需要钱，两个人拥有同等财富地位名声，彼此都知道这事该怎么干，知道对方拥有的能力有多高，知道双方共同努力会把事干好，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拿固定工资（由对方支付），一个人拿剩余收入，在两个选择一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安排相关权利最合适？

上面对我们讨论的企业对象做了一个假设“不需要钱”，对于这个假设大家很容易举出反例：像一些科学家进华为、阿里这样的公司就是看重这些公司拥有的海量数据以及充足研发资金。但这个假设并未否定公司里拥有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的人如何合作的讨论意义。

二.理论工具

谁雇佣谁？回答的标准是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如果公司价值都不能最大化，公司的参与者肯定有一方或几方损失更大，那公司就会被市场或参与者淘汰。要说明的是只有个人的需要、愿望和目标才具有道德意义，公司只能依据它们满足人们预期目标的水平被评判。[4]

公司各参与方将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公司进行合作以创造价值。公司价值最大化意味着成本最小化，公司成本等于生产成本加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由公司这一合作组织本身产生的成本，类似我们平时讲的的管理成本。公司的投入以及产出是包含很多属性的，比如土地这一投入要素包含土壤的养分水平，湿润程度，石块多少等，而生产的小麦又有容重，不完善粒，杂质，色泽气味等各种质量评价标准。公司的书面合同（如劳动合同，规章制度等）以及隐性合同（如企业文化）描述了公司投入产出的一些属性，但没有描述那些衡量成本过高的属性。这些属性将被利用，这意味着公司无法奖励每一个参与者的确切贡献。这些免费属性，被公司的不同的参与者控制（巴泽尔把“控制”定义为一个人在不向其他人支付边际报酬的情况下操纵特定未明确属性的自由）。[5] 管理问题由此产生。

我们建立的公司模型参与者双方提供的都是人力资本；我们先分析一方提供人力资本，一方提供物质资本的合作是如何产生制度成本的，也就是分析拥有土地的地主和拥有耕种技术的农民之间的合同，对此首先作出开创性研究的是张五常，他于1969年发表的《佃农理论》，巴泽尔后来在张五常的基础上又做出了发展，他在《交易成本与合约选择》中，利用哈柏格的税收福利损失公式对合作方控制免费属性造成的“无谓损失”进行了分析。

在固定地租合同之下，土地的养分没有单独计价，属于免费属性，农民会过度使用土地养分让自己增产，从而造成“无谓损失”。所谓“无谓损失”，举个例子，地主和农民合作本来可以打1000斤粮食，结果只打了600斤，地主和农民不管怎么分，肯定有一个很受伤，这个合作没法进行下去，市场竞争会淘汰暴殄天物的合作。接下来笔者用数学图表把合作相关福利损失呈现在你面前。没有经济学基础的读者在阅读下文之前建议先阅读下哈佛大学讲师Jodi Beggs撰写的一篇介绍补贴造成的无谓损失的科普文章。《Understanding Subsidy Benefit, Cost, and Market Effect》[6]

下图1中横轴代表土地养分数量，纵轴代表土地养分价格，农民如果使用自家的土地，会使用Q* 数量的养分，但因为在支付给地主地租时没单独为养分计价，他会过度使用到Q1，相当于地主按P2的价格供应，农民按P1的价格使用，地主补贴了（P2—P1）。各方福利变化为表1：

图1：

表1：

注：地主补贴农民养分：B C F E G H；（G＋H）为无谓损失。

地主和农民合作，谁应该获得多少，是两个人的事。但产生无谓损失就要引起企业家的重视。如何减少无谓损失呢？我们先分析下无谓损失产生的原因，在固定地租条件下，我们从所有权（使用权和剩余收益权）的角度来分析下土地（含土地养分）这一资产。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地主的，但收了农民地租后，土地的使用权和剩余收益权在租期内归属于农民了，也就是在租期内土地归农民所有，但是农民并没有承担使用土地（土地养分）的全部经济后果，因而会过度使用土地养分。这是导致无谓损失的本质原因。在《交易成本与合约选择》一文中，巴泽尔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法：

1.通过影响免费属性供需弹性和水平

比如地主通过控制水资源供给量来限制农民对土地养分的过度使用，或者对佃农使用化肥进行补贴。[7]

2.让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完全统一

比如让农民拥有土地，地主习得耕种技术。

3.改变合同的期限

如果租期够长，农民就要自己承担过度使用土地养分的经济后果了。

4.改变所有权结构，这将改变各种未定价属性的供给和需求

比如将地租合同改成工资合同，农民就没有动力过度使用土地养分了。

三.问题的回答

现在我们转向人力资本作为未计价属性的情况。在固定工资合同下，农民的努力水平没有特别定价，农民会怠于努力，因而造成“无谓损失”。

下图2中横轴代表农民努力程度，纵轴代表努力的价格，农民如果自己耕种，会进行Q* 水平的努力，但因为拿的是固定工资，努力水平并没有特别定价，他只提供Q1水平的努力，相当于地主向农民的努力征了100%的税。各方福利变化为表2：

图2：

表2：

注：农民向地主征税： B D；(C＋E)为无谓损失

我们讨论的公司模型是两种人力资本进行合作，该如何降低制度成本，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呢？有两个决定性影响因素：一是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独特特征，二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

人力资本具有不可控制性。即使在奴隶社会，奴隶在法律上是奴隶主的财产，被剥夺了任何权利，但奴隶主仍然要花费大量资源监督奴隶的行为并防止他们逃跑，降低监督成本的方法包括给予奴隶一部分产出或者一部分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有些奴隶积累了自己的财富，甚至为自己赎身成为自由人。[8]因此人力资本很难像土地养分一样被其他人过度使用，更可能的情况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力资本具有不可预期性。汪精卫年轻时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反清革命英雄，后来却成为国人痛恨的大汉奸。中国传统文化的处理方式是“人人皆可为尧舜”，用在管理上就是要激发人无限的善良和潜能。人力资本还具有不可分割性，一只苹果我们可以把它的糖分利用技术提取出来，而对于人力资本，我们不能说我只要你听话，不要你思考。

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加强上述特征，还是会让人力资本变得可控制，可预期和可分割？笔者的理解是数字经济会让可控制，可预期和可分割的能力交给机器来处理，就像富士康的工人会越来越多的被机器取代。人类将越来越多的承担创造性的工作，而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必然要适应这一趋势。

我们无法从生产要素属性的角度——分析的角度——去处理人这一生产要素，最好的方式是让人获得公司股权，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这一公司最核心资产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经济后果，最大程度降低公司制度成本。共同控制共同分享剩余收益也就是共同所有制是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巴泽尔在《交易成本与合约选择》里使用数学计算了共享所有制能够有效降低无谓损失，并且指出共享所有制可以减少“盗窃”，保证参与者的报酬，降低监督成本。

回答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如果必须要一方拿固定工资，另一方拿剩余收益，该谁说了算？谁本事大谁说了算，并且获得剩余收益。为什么掌握控制权的要获得剩余收益呢？因为只有这样才尽可能少的降低控制权滥用，但这个所有权安排要承担拿固定收入的人力资本带来的“无谓损失”，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个损失大到让我们无法承受。

后记

笔者的工作是从事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咨询业务的，我们发现企业在创办之时所有权的安排往往是合理的，本事大的占大股。随着公司的发展，市场的变化，在需要调整所有权的时候企业家往往变得迟钝起来。原因之一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局限条件转变，还停留在老观念里，导致企业的制度成本越来越大，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这属于智力负债[9]，希望这篇文章能有助于企业家还这笔债。

企业是社会财富主要创造者，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一家企业不管雇佣多少员工，都是在为社会解决劳动力问题，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企业的兴衰关系许多家庭的喜悲。愿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实现自己梦想，我们一起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股叔

2022年3月14日第三稿

注：

[1]吴刚，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新依据 ，2022

[2]黄世忠，《智慧资本的崛起》，2020

[3] Yoram 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1997

[4] Paul Milgrom, John Roberts《Economics，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1992

[5] Yoram Barzel，《Transaction Costs and Contract Choice》，2006

[6]网址链接：https://www.thoughtco.com/analysis-of-a-subsidy-1147899 ，2019

[7]从这里可以看出，补贴未必是错的，征税也如是

[8] Yoram Barzel，《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1997

[9]智力负债，英文intellectual debt，由哈佛教授Jonathan zittrain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