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逼供（折磨人的方法有哪些）

律师就是个不断再学习的职业，近来用闲暇时间再次充充电，和大家一起分享陈少文老师所讲课程，及个人逼供所学所得：

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无奈

甘肃兴正天律师事务有所 王铎勇律师

我们国家早在1997年就在《刑法》中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很强，不易操作，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绝。在当时产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例如1991年胥敬祥抢劫案、徐计彬强奸案、1996年呼格吉勒图奸杀案、1994年聂树斌强奸杀人案、1996年孙万刚强奸杀人案、1994年佘祥林杀妻案等，之后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如干规定》后又将非法证据排除写入《刑事诉讼法》。

我们看到，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九十年代，现在刑讯逼供的案件是越来越少了逼供，只是少了，并不是没有了，折磨很多法学界的、律师界的专家教授哪些，纷纷论证刑讯逼供的成因。

在学校老师们都说“非法排除证据规则”，就是警察用刑讯逼供取得非法证据，而检察院、法院就直接对这个证据进行否定，让你追求的结果不能实现，就会打消非法方法取证的动力，是剥夺违法者收益。

剥夺违法者收益，就没有违法的动力，自然就没有了非法取证的行为。这个“收益”真的会让违法者丧失动力吗？这个“收益”有那么大吗？基本上我们能看到的“收益”就是领导的嘉奖，一点点奖金及获得迁升的机会，但破不了案，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呢？对办案民警来说，除了奖金少一点，对办案人几乎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剥夺违法者收益”的理论试婚哪些不能完全解释出“非法排除证折磨据规则”及“刑讯逼供”刑讯逼方法供成因。

那么让办案人“出血”的“制裁”方式可以解释“非法排除证据规则”及“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成因马？而这种“制有裁”又有以加害人收益的制裁（就是通过这个违法行为获得了哪些收益）和以被害人遭受的损失（就是通过这个违法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哪些损失）为导向的制裁手段，这个涉及到法理学中关于惩罚哲学的思辨，本人学识有限，人的就不再次探讨。

还是说说实务吧，在实际办案中，只要是死刑的案件，法官都会召开庭前会议，主要就是讨论本案有没有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现在法院对此还是很谨慎的，但实践中，办案民警再不会像以前一样，动辄把人打成重伤或死亡，我去会见犯罪嫌疑人时，通常有犯罪嫌疑人告诉我说，在讯问之前（录音录像之前）被办案民警扇了几个耳光，踢了几脚。人的在严刑没有伤情，没有证据的情形下，这种情况我们律师也只能跟法官口头说一下，但法官是态度也是没有证据，没有明显伤情，前后几次供述稳定一致，没有达到“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严刑出的某种供述”的程度。

就算是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但也只是排除我们能拿到证据的这几次口供，也是律师在法院的电脑前，连续看审讯光盘（这个光盘不让复制），连续几天在法院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法院上班了，就去法院，坐在电脑前开始看，一直看到法院下班，过程非常痛苦，但起到的作用却非常小。

但在刑事案件中，从公安局到检察院，犯罪嫌疑人往往作出的口供是五六次，甚至十几次，那其他没有被排除的口供能不能用，当然能用，其他时间所做的有罪供述，就不是“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所以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是案例不少，但因为排除非法证据而获得无罪的案例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