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能作为非货币出资(非货币出资应履行什么手续)

这是对于两会精神我要向各位汇报的第一个方面。最主要地看整个经济发展态势，如果我们作为企业家大家都有丰富的生产经营这方面的经验积累，那么在自己决策通盘的参照系概念上，我们还是要看大势。前面讲的发展大势，就是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两会，怎么给出的以龙头指标代表的整个经济发展的保障速度以上的运行指导。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进一步要理解的，是两会精神里另外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宏观的调控或者“十四五”所说的宏观经济治理中，它的主要政策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和搭配。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年前就在强调，要实施的是所谓间接调控。传统体制下一竿子插到底的那种直接调控，把所有的企业都看作是社会作为一个大工厂里的车间和班组，这种方式不能够充分解放生产力，产生了种种僵化低效的弊端。我们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这个旧体制。新的体制在宏观的调控管理方面，要改原来的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那么什么叫间接调控？最简单的说，就是在政府它发挥职能作用中，要以经济手段为主，用一些学术上所讲的经济参数为主的这种方式，去影响市场上竞争环境中间所形成的那些价格信号。市场如果能够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形成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个时候在宏观层面上，有两大政策的参数会附加到价格信号之上：货币政策它是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引导资金的价格，这个经济参数在所有的企业投融资里都会碰到。还有其他的政策工具配合这种资金价格上所表现出的利率，中央银行调节工具里的那些经济参数，都在影响实际生活中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决策。财政政策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政策。财政在收入方面最主要的是依法的税收，各个税种要规定只对事不对人的、可预期的公平对待所有竞争主体的税率，这就是经济参数。还有财政在对接市场经济的新机制建设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公债，公债又是要运用它的利率的水平，公债的收益率曲线，会形成社会融资的一个具体的基准，这在国际国内都是对于整个融资成本水平产生广泛影响的。另外，还有折旧率等等，这种以规则形式实际上产生的经济参数作用。所有这些，落到市场竞争中间，不是由政府去直接指挥，要求企业怎么做，而是把这些经济参数符合间接调控要求地叠加到市场价格信号上以后，由企业在分散情境下，千千万万的竞争主体根据宏观政策参数叠加上去的价格信号，自主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这样一种状态叫间接调控，它的好处就是最充分地在现代治理意义上让企业充分调动它的潜力活力，企业家、企业员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能够通过解放生产力而提高我们整个发展中间的活力水平。这就是改革开放为什么能促进中国发展的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在宏观调控视角上的解说。

这个宏观调控，在今年确保稳字当头的情况之下，首先的着眼点，是要服务全局来贯彻中央已经反复强调的六稳六保方针，那么紧跟着的，就是在财政政策这方面我们要看一看相关安排。基本的要求，是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积极财政政策大家都耳熟能详，所谓积极在经济学的讲述上，就是它要有扩张的特征，我们现在是经济处于下行压力非常明显、比较低迷的运行态势中，必须要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把经济景气往上抬，这是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做总量调节的第一层意义。跟着当然是财政政策的积极还要带着它在结构方面怎么样发力，通过收支里的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来优化结构，这样也是一个积极含义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看的代表性的指标，首先要说到赤字率的安排。

财政运用赤字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实际情况里，大家要理解是落在整个非债务收入合成常规的收入盘子和需要安排的支出相比，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在没有上一年的滚存结余可用的情况之下，必须以公债的举借来填补，这个缺口我们用红字记账叫赤字。赤字和GDP之比，就是这个赤字率。今年赤字率的安排，这个财政政策代表性指标，两会上给出的是2.8％左右，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我们在2020年大疫之年是安排的3.6％以上，在去年往下调到3.3％左右，今年一下落到了3％以下，那么怎么体现它的积极？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紧跟着说明的，就是由于有一些特殊的、年度里一次性的安排，匹配了结转资金、调入资金等，实际的支出规模比上一年要扩大两万亿元以上，就是支出的力度没有减少，还有相当可观的支出力度。这是今年的财政政策这个积极方面的特定表现。当然，赤字率有所调低，工作报告也专门说了是考虑未来防范风险，做好今后怎么样更有余地的前后衔接。

在这个方面就要再多说几句。对中国这个赤字率，前几年就有学者指出，它跟国际上通行的赤字率做比较，要做一些特定的可比性处理，因为有中国特色。我们多年以前就有一个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这个调节基金它每年调入调出怎么安排，一般人都记不住，我研究财政税收几十年，我也记不住这些数字。它这个调入调出，就是使各年度之间的衔接显得更沉稳更平滑，那么实际的赤字率按照学者的研究，前几年我国所说的具体的量值，跟国际的口径相对比，应该讲在实际上会表现得比我们给出的那个量值为高，即明显高出中国官方宣布的赤字率。今年又是这个情况。今年结转和调入的资金是比较特殊的，上一年度有一大块资金规模结转到今年使用；另外，有调入的资金，这是在四本相对独立、但又统筹协调的预算体系里的账务处理，比如我们的政府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都有资金调入一般公共收支预算来支持今年的支出。还有一个特殊的事情，是多年以来中央银行在它的一些操作里，由于利差等原因，也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利润，一万多亿元中央银行累积的利润，要在年度里按照月度财务处理的平滑方式，转到财政的金库里来由财政所用。所以，合在一起，总体上今年支出方面的资金安排，不体现为赤字的一次性支持资金相当可观，达到近2.33万亿元。按照这样特殊的年份情况，有的学者测算我们今年的赤字率实际上应该看到4.8％左右。这当然也是一家之言，官方也不会对这种评价做出什么回应。但是我们要心中有数的，就是理解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有一些特定的处理之后，支出的力度仍然有相当强的对于经济景气的托举作用。

还有就是企业家们都关心的减税降费，强调了这一年度仍然是重点之一，这个重点的减税降费，今年的特点就是原来已经累积的增值税这个中国第一大税的留抵，安排退税，今年要非常积极，1.5万亿元的留抵退税要给企业，这样就明显会对企业资金给予支持，实际上这就是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这方面今年的一个重头戏了。再加上其他的措施，这样今年财政政策来促进六稳六保基本的框架，就是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一起形成了一套搭配。

这里再要对赤字率多说一点儿我们研究者的评价。这些年大家都注意到了中国的赤字水平，在安排方面实际上隐含着参照欧盟成员国签马约时他们那个3%整数关口的控制线，有的人说这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这个说法不准确。其实这个3%只是欧盟成员国他们在形成货币同盟的情况之下，也要形成某种财政同盟机制，形成一种财政纪律的约束。这些成员国中，如果有的放手去举债，去打赤字，那么利益就不均衡，大家都要有所约束，都要有点儿自律，在签马约时提出以3%为控制线。另外，还因为举债跟赤字是相关的，赤字要以债务来填补，那么举债的总规模有一个公共部门债务的负债率，规定了公共部门负债余额相比GDP的水平有60%这样一个预警线。这两条控制线在欧盟后来的实践中间，都被突破了，不仅是小兄弟穷朋友希腊等这样一些经济体，他们根本守不住，就是带头大哥德国、法国也守不住。所以，这种赤字率和负债率的控制，有防范风险的指导意义，但绝对不是金科玉律，不是什么国际公认的这样的警戒线。要说发展中经济体要借鉴国际经验而看发达经济体的话，不能光看欧盟，美国和日本都是典型的发达经济体，他们根本不认这两条线。我们中国自己要更谨慎一些，可以在心目中注意参照欧盟的经验数据来提示自己防范风险，但是确实不能僵化地认为就是不可逾越的：我们前两年根据特殊情况超出了3%的赤字率，今年又回到了3%以下，前面我的分析是说，真实情况是相比之下我们今年的财政支出力度没有调减，但在整个瞻前顾后的协调里面，政府至少姿态上也有一定的积极又加上稳妥的意义了。

在看到又积极又稳妥的这套安排的同时，我们其实还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在年度内，会不会有一些更加不良的因素和情况出现？比如我们国内现在的疫情，大家高度关注，国际上像美国、欧洲、日本，他们似乎疫情高峰期过去了，外部世界按照张文宏医生的说法，到了他们群体免疫基本上见眉目以后，会重新打开，现在就是这个局面，美国带头，可能欧洲日本也能跟上，或迟或早的这个外部世界整个打开的情况之下，中国前面动态清零严防死守的技术路线明显有别于这些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路线，那么我们的一些相对劣势，会表现出来。这一段时间国内各个地方普遍发生的零散的疫情是上了个台阶，我看到像吉林，最代表性的，一天要增加一千多个病例。在美国前一段时间它一天是几万个病例，但它靠形成“群体免疫”扛过来了，中国不行。中国在2020年二季度以后大家所习惯的，就是一个地方出现一两个病例那就不得了，要出现几十个病例就是非常大的事儿，现在像吉林一天一千多个病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国家卫健委已经给出了一些政策调整的信息，就是要在灵活、理性的考虑下做些调整，现在病毒变异的过程中间，它的毒害化水平实际上是降低的，我们一些必要的适当灵活的调整，现在意向上应是越来越强调不能再僵化地形式主义地延续过去极端化严防死守那个思维框架，不能动不动就是封城，就是简单依靠多少多少天的隔离封闭了。这个事情我们还得拭目以待，看怎么优化调整。整个中国疫情的冲击和压力，在今年会怎么样演变？财政在这方面要有预案，要随时准备动用国家机动财力来支持抗疫，支持我们抗疫必要的调整和转型。这是在两会上没有直接说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内部讨论里要心里有数，这就是面对着不确定性而言。这种应对不确定性的年度的考虑，还得关注国际局势，大家都看到现在俄乌战争实际上牵动整个的全球战略平衡局面，这个局面很可能已迎来一个重大的转变，以后这种国际上最基本的政治军事格局和经济的全球化之间，是怎么样一个匹配的情况，现在还不好准确判断，我们还要拭目以待，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对我们突发的冲击？也要有预案。

今年在实际的预算安排里，我们注意到前面所说到的赤字，所说到的减税降负等等这些要求旁边，还专门说到我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安排力度不减，仍然是3.65万亿元。地方的专项债，是前些年我们修订预算法以后，对地方政府举债让它阳光化，登堂入室以后分两大类，一类叫做一般地方债，一类就是专项债。专项债的特点是它在筹集资金的时候，已经有了具体对应的建设项目，一般都是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作用比较明显的建设项目，也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资金已经“戴帽”、有具体针对性的项目。这种地方专项债的安排，显然是对应着我们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优化的努力，包括这里面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基建，以及新基建和老基建的相互呼应等等。它们的意义和作用，就是非常明显的总量上有所扩张、有更多的资金去支持投融资来推进有效投资项目建设的同时，要紧密伴随着优化结构的努力，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力布局结构，再加上新技术应用的技术经济结构的种种诉求，融为一体，形成一系列有效投资项目，来实现我们整个供给体系在结构优化过程中间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在说到财政政策时，要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事项。这跟我们企业家所关注的自己生产经营在具体地方政府辖区里面那个时空条件之下，我们的可为之事，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地方专项债，是要为我们的发展形成一些大的项目建设产生后劲支撑的。我们自己捕捉投资和生产经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就要和这些动态紧密衔接。

跟着我们再看一看两会上提及的货币政策。整个资金供应上，现代经济是强调中央银行作为一个货币政策当局，要管理整个社会中银根的松紧，提供流动性这方面最基本的政策指导。我们的央行是掌控一个垂直系统，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由它那个闸口来掌握。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表述上，仍然是“稳健”二字，但后面要特别注意，在年度的要求，是紧跟着说“加大实施力度”。什么叫加大实施力度？就是它的方向是在稳字当头以后要保持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那个必要的扩张，这种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就是带有扩张特征，跟前面财政必要的扩张它们是相互配合的。具体跟着的要求，叫做扩大新增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企业家特别关心的市场上的融资条件，总体上会进一步宽松，是扩大新增贷款规模的，而且对全社会来考虑的货币供应量、社会的融资规模的增速，至少不能低于我们GDP的增速，这也就是在延续着前面两年已经反复强调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这样大家可想而知，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贷款在年度里总的讲肯定是更容易取得。实际上，必须正确处理而构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房地产领域里，也必须注意到未来最大的可能性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而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房地产市场现在的情况之下，还会按照原来人心惶惶的局面中可能崩盘这方面去考虑。有了这个宏观条件的宽松，当然还要结合着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要领，像房地产市场我注意到，前面一段时间贯彻中央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有关管理部门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口风，比较早就提出了房地产市场上面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要得到投融资的保障。今年春节之前，发改委一反常态发出文件，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房地产市场上的成交，就是要托升这个市场上的景气水平，不能光讲控制需求，光讲冰火两重天格局下，火的这一面怎么不择手段往下压制，限贷限购，甚至走到了限价，要更多地考虑全局中还有冰的这一面，以及整个中国的经济成长性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房地产必然还是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我们的一个支柱产业。这个支柱产业，关键是怎么样健康长效发展。把这个看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就是要更多地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给经济景气托升而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这样的具体目标上面。

说到这里，还可以结合着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由中财办作为常务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的韩文秀副主任关于纠偏的说法，来更具体化地理解我们现在要掌握的一些要领。韩文秀副主任专门说到，在去年三四季度出现三重压力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两种谬误。一个叫合成谬误，一个叫分解谬误。合成谬误指的是什么呢？我的话说得更直白一点（但是句型是韩主任他原来的句型）就是各个部门在看起来方向正确的从严从紧、部门政绩表现上要火线立功、一味地在这个严和紧方面发力防风险的时候，从每个部门来看都有道理，但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儿，大家都一起来从严从紧单向发力的情况下，宏观上却形成了负面效应（这个负面效应是韩主任的原话）。看起来每个部门都在尽责尽力的加强管理，合成的却是我们不想要的负面的东西，这是合成谬误。另外，分解谬误是什么呢？跟这个合成谬误有关，你既然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儿，系统工程把它碎片化，大家都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发力，按一个方向发力，那么这个分解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系统工程碎片化之下，持久战打成了突击战，最典型的就是中央讲“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40年为期的贯彻中，在很多地方的具体场景里变成了直接上去由政府强制来拉闸限电，这就是严重的扭曲，落到了谬误状态。我们现在还处于对两个谬误做纠偏的过程中间。今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合在一起，它们这种支持经济景气的回升，要伴随着对两个谬误的纠偏，同时也就使我们的企业在发展方面要得到预期向好这样的引导。企业家朋友们，我是觉得，在中国还是要看大势，大家都很有经验，风云变幻，风风雨雨，各种困扰之中，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还相当可观，我们企业家是大有作为的。我作为研究者，我是真心地愿意强调：企业家是所有的经济资源或者说经济发展可用资源里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作用，往往在实际生活中表现是“可遇不可求”的，你想特别地培养某些人让他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未必可以。有意栽花花不发，但是无心插柳可能柳成荫，我们现在市场上成功的企业家，很多就是自己在竞争中间拼搏出来的，才有了市场认可的。在这个企业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间，它对应的还是一个要给他发挥作用的舞台。

对中国这个经济成长性的舞台怎么认识？在两会上，我认为有一个与此相关重要的看点，就是延续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要求的，适当超前安排基础设施投资，落到两会上表述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那么这个投资空间的打开，跟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自己的基本认识是这样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它所顺应的世界潮流是什么呢？孙中山先生当年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现在实际上处理的就是这个顺向追赶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在工业革命以后是非常明确的，所有的经济体都必须加入工业化，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走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在努力追赶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现在有了非常可观的成就，成了世界工厂了，但是大而不强，总体上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我们自己要从“中国制造”的水平努力提升到“中国创造”，以及中国智能智造的那个“中国智造”，这一段路还相当长，乜很可观地对我们形成了升级发展的挑战。有关这个认识，中央对于我们自己发展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政治报告是说两个没有变，第一个没有变是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个没有变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个判断是实事求是的，我们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具体的工业化概念上对应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完成工业化向中后期、向后期的转变，还有非常可观的潜力余地是在我们前面的路上，我们看到自己不足的同时，要看到我们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所形成的成长空间，这个成长空间就是我们企业界的巨大的机遇。在工业化阶段认识的旁边，给予佐证的是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世界潮流中工业化发展必然伴随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现在到什么水平了？不是那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这么一个水平，这个指标被人们反复来引用，但我强调从中央政治局到管理部门，这几年其实更看重的是前面一个低得多的、没有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在中国是多少？现在44%多一点儿，比后面的那个指标要低20个点。这个不掺水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也就意味着中国的14亿国民里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市民，没有取得城市户口。前面几十年进城的三亿左右的这些农村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现在还被称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没有取得城市户籍，却在城市里可能生活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为什么不给他们户籍？为什么不给他们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不是我们想歧视他，是我们的发展没到那个份儿上。像现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这叫一线，还有其他一系列中心城市，如果你地方政府在表态上稍微松动一点儿说放松户籍管理，那么外部会有潮水一般的农村社会成员要涌入这些区域来，来抓住自己的发展机会。这在当地政府那里是完全招架不住的。不是我们想阻挡他们，是没有能力接纳让他们进来以后马上成为市民给他们配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这一方面，是现在必须承认的我们发展的不足，另外一方面也就意味着我们后面的发展空间的打开，是要赶快形成一个继续超常规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未来的几十年，中国的中心区域，城乡结合部还要往外推，还要有大量的新区、新的中小城镇的建设，更好的都市圈的建设，这样的一轮一轮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和老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伴随的是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势在必行。所有这些所释放的巨量的需求，是将在全球只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巨国模型才能加以描述的这样一个经济体成长过程中，在全球来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我们现在还要特别注重坚持本土的内循环为主体，然后内外循环积极促进。合在一起这样一个成长中的未来的图景，就是中国在所谓超常规发展的概念上，我国的中高速如果是5-6％的区间，仍然是所有主要经济体里的高速，这个速度要比美国最满意的速度高一倍，要比欧盟、日本他们满意的速度高3-4倍。我们会继续不断地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这就是中国要和平崛起的现代化中要追求实现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样掌握前面强调的投资对于整个经济生活的支撑？这是一篇大文章。在这方面，我愿意稍微展开一点说说自己的基本看法。

我们这几年中央强调新发展格局，内循环为主体，不少人注意到我们有14亿国民，国内市场已经比较雄厚，消费的潜力极其巨大，有人就说只要掌握好刺激消费，中国的问题就能解决好了。这个取向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很容易陷入一个认识误区，讲刺激消费只看到消费，说充分调动消费的潜力，而它的这个可持续性从何而来？我们如果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要看到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它的始发环节是投资，投资的有效性带来的跟着是以投资形成就业机会和整个后面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后劲儿。投资的有效性带来就业，带来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带来整个发展态势的可持续，它的意义就是形成消费环节上前置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具备了，后面跟着的应该看到，消费在老百姓有收入有来源的情况之下，还得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就是他们有了钱要敢花，要打通一些消费的堵点，减少老百姓“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这就是一个配套。但是无论如何，可持续的消费潜力的释放，它的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的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有真金白银形成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大前提的问题解决，只讲刺激消费，那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很容易落入拉美式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的陷阱。中央政治局早就提出了福利陷阱问题。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领导人也强调了，在这方面我们要综合考虑，做大蛋糕才能带动分好蛋糕，等等。这套关系里落到投资跟消费的关系里，正是这样一个不能把它反过来的顺向相互连接，以有效投资打开就业的机遇空间，形成居民收入增长和发展的后劲儿，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

相关联有一种认识，是说中国似乎考察下来这么多年搞了这么多的投资，我们这个投资领域已经饱和了，找不到很多好的投资项目可行的具体对象了。我不这么认为。我做了很多调研后，在投资的有效性选择方面有个说法，在当代中国，我们要抓住有效投资这个概念下可选的项目，其实俯拾皆是。比如说，咱们现在讲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先说城市区域：未来几十年全中国还要有3-4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要让他们便捷地成为市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视同仁的待遇，那么这些城市中心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公用事业的建设需要什么呢？千头万绪的事情，一样都不能少。最典型的像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大型中心城市，直观来看，这些年建设走下来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很有现代化气息，跟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了，甚至有些建筑还更新、更漂亮。但是你要具体考察一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里自然包括着收入提高了以后，出行要有机动车，私家车有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要增加。对纽约和东京我们查了，机动车的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高于上海。但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机动车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政府早早就在限购、限行、限入这方面，给出一系列的行政性硬约束条件，但人家纽约、东京完全不考虑这样的限制，这是怎么回事儿？对比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北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间，它缺少了轨道交通网建设这方面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支撑力量。北京的老百姓愿意买机动车，现在碰到的首先是摇号限购，这个号已经到了两千多个号中一个，基本上没有希望能够顺利实现自己的购车欲望。这是国际笑话：老百姓有了钱想买个机动车基本无望。你就是买上车了以后还要碰到什么呢？限行。平常的工作日两个尾号，使1/5的车辆不能上路，特殊的情况之下单双号，使一半的车不能上路，这样来缓解交通拥堵的压力。纽约、东京为什么不这样？那边的老百姓有钱可以买机动车，买了车以后主要是应急和节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平常的通行惯例是什么呢？如果越来越多人住在郊区，早上开车到了轨道交通网节点上一些政府规划好的平价停车场停了车以后，进入轨道交通网，中心区域那就是地铁，还有周边的很多地面上的轻轨。通过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是人家通常的出行方式，老百姓一般出去是首选进地铁、进轨道交通网解决问题，当然还匹配上Uber这样的打车系统的创新，也有传统的黄色出租车作为匹配，竞争地来提供地面的租车。合在一起，纽约东京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像北京、上海等等这些城市来对机动车的购买和行驶做这些限制，我们却不得不做。那么怎么样让北京和上海，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包括未来中国几十个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十几个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能真正像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就必须别无选择地加快建设要达到密度足够四通八达的那个轨道交通网。在北京很遗憾，地铁系统建设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现在不得已加快建设。政府财力你说北京应比较充裕吧，它也不够，那怎么办？机制创新就来了。这个机制创新支持有效投资，有一系列正面效应，比如说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北京的4号线是非常重要的主干线之一，用PPP的方式，引入港资加快了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正面效应，以后16号线，再次按PPP来处理加快建设。别的城市大同小异，都必须在这方面，在最基本的公共交通体系支撑力这方面，及早做好高水平规划，加快建设，这才能跟上时代，才能符合我们现代化的要求。那么好，这个轨道交通网它还要匹配什么？要匹配所有相关的一些供给条件，比如说我前面说到的停车的问题，轨道交通网这些节点上要有停车场停车位，市内的一些主要的干道旁边，也都要有停车场停车位，这才能适应现实生活需要。

我们看北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平安大街，多少年前作为一个重点工程，市政府非常兴奋地宣布，我们终于开通了一个跟长安街平行的东西走向的干道。所有平安大街两边的店铺面貌，还有其他的设施，都是最高水平的设计，店铺是按照颐和园那种皇家园林的雕梁画栋来设计的，第一批路灯是那种宫灯式的，但是很遗憾，它就是没有考虑路两边怎么样设停车场停车位。这么多年了，平安大街两边它就是形成不了商业繁荣，两边的店铺嗷嗷叫也没有用。那怎么办呢？要说进一步的现代化，就必须考虑在这种地方怎么把停车位建起来，那就要另辟蹊径，一个停车位把它立体化，上面几层下面几层，具体技术条件前些年就听我们企业家说了，有解决方案，有企业家专门介绍，他们技术上已经成熟的方案是可以使一个停车位地面上建五层，地下还有五层，一个位停十辆车，最上面的车和最底下的车，50秒之内可以调到地面上开走，这就是有效供给。这种形成的投资项目就是有效投资。全中国这种需要增加的停车位是多少？前几年交通部门说粗粗算账五千万个，现在这两年说五千万个打不住了，要有更大数量的停车位形成有效供给。那我们就算一算，这个投资的规模是多大的数量级？一个停车位假定是十万元投资（实际上只会高不会低，未来的停车位还要配充电桩，还要立体化，就算十万元吧），那么千头万绪事情里仅仅停车位、停车场这一件事儿，就会在中国要形成5万亿的投资，我们八年、十年干得完吗？由于社会上迫切需要，这里面的机制创新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出点引子钱，按PPP的方式来做，一旦投入使用，马上有现金流。企业在这方面跟政府合作，在政府合理规划的笼子里把停车场、停车位发挥自己的相对优势建出来、运营起来，取得企业在商言商立场上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长期回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效投资。项目要选准选对，同时它的机制要创新，使绩效水平提高。这种事情在国内要做的不胜枚举。中心区域现在是不是几乎无一例外要考虑按海绵城市的高标准建设，以及要按地下综合管廊的要求建设，这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都是天文数字的投资才能解决的问题。去年郑州大水，揪心的情况传来，很遗憾，听说前些年郑州的海绵城市建设投入几百个亿，实际上却没能抗御这个大水，那我们就要赶快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海绵城市是非建不可的。像广州我也听说了，前些年汛期动不动有大水灌到地下停车场，车场里的车全被淹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这方面得不到保障那怎么行？所以，我前面说的轨道交通网的旁边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停车场、停车位。

海绵城市的例子，我也已在这方面加以强调。还有地下综合管廊，做起来一次性投入相当可观，但是建成以后，对于整个发展这方面的保障，它的正面效应十分可观，它在公用事业供给的稳定性上，安全性上，以及美化市容，方便群众生活，解决过去马路要“装拉链”才能使老百姓离不开的这些公用设施得到维修等等这些问题上面，是从根本上说的一种合理解决方案。但是这个地下综合管廊在老区，只能找机会逐渐去做改造了，已经生米做成熟饭的地方，改造起来谈何容易，但需要我们有关部门尽快做出技术上明确的标准规定，作为国家标准，对所有的新区建设，必须按照地下综合管廊的方式设计才能施工。我觉得这都是很现实的在中国扩大有效投资要做的事情。

老百姓生活里还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关心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数量可太大了。现在每年都在安排多少多少万套。多少年做不完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里面，有一个事情很典型，比如在北京、在其他城市，我观察十几年前建四层、五层、六层的居民楼，不配电梯那是天经地义的，谁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现在不行了，十几年过去，人口老龄化，人民美好生活的标准提高，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要求装电梯。于是原来这个楼叫老楼了，要加装电梯，技术上很好解决，一个玻璃筒子式的电梯装置配上去就解决问题，实际投入也并不太多，二三十万元一个就解决了。那么怎么建？大量的这种需求，我们形成有效供给没有问题，电梯生产厂家要做好准备，现在市场上的订单量我估计已经在迅速上升，以后还会在很长的时间段里不断表现出有这种需求。技术上都没问题，其他的东西我们也都不缺，资金的匹配支持，那就又可以说到我前面涉及的PPP，如果说企业在政府给予一定的“可行性缺口补贴”的情况下由他们来做，既建设又运营，逐渐收回投资，仍然是在商言商，但是美好人民生活的需要得到了有效投资形成的有效供给的满足，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整个经济景气繁荣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

上面这些都还是说的城市区域。乡村怎么样？乡村可做的事情也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可列成清单，在“乡村振兴”概念下延续原来的“新农村建设”，一些社区的改造，一些相关的公用基础设施的升级，在乡村区域里要做的一些方向正确、但要正确处理的特色小镇，在乡村区域要开展以后的文旅事业等等，可做的有效投资，我认为在全中国也是我们多少年做不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两会上给出的信号，延续了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适当超前”，这是符合规律的。

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周期长的投资项目，适当超前是可总结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性的要求，对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像前些年建高速公路，西部的路建成以后，有些人批评说超前了，看起来这个路上空空荡荡，没什么车在跑。这种批评有误。这类基础设施它们带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以特殊的机制把它们建起来，一开始表现的就是要超前，而且这个超前量要打足。在一开始的时候路上空空荡荡，那么首先是外部的一些有能力的人开车进入原来的西部穷乡僻壤，去收集土特产，运出来卖个好价钱，这时候带动的，不仅是使这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老百姓增收，同时还激活他们的意识搞商品经济，其后当地的一些能人会仿照着外部进来的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生产经营，租车把自己的土特产往外卖，再以后原始积累完成，会自己买车组成车队，越来越有发展上的繁荣特征，使自己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社会成员，在“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先导性、适当超前规律的引导之下，追上发展的大潮流。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合在一起就是算总账社会综合绩效水平是提高的，是全局而言更合算的。我们过去往往吃亏的，就是这个提前量不够，由于政府自己的力量有限，这是一个主观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由于我们对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方面该发掘的潜力空间没有打开，很多的道路只能靠政府出钱做，以后发现，可以用非政府主体的力量加入这个建设与运营过程，那么整个局面就大不一样。这些事情放在当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对于企业家来说，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当然自己要有个掂量，你如果是风投、创投、天使投，没法做PPP，PPP不可能给你提供那种带有暴利特征的回报前景，但是你如果愿意一下锁定25年，35年，甚至50年这种长周期跟政府合作取得那种非暴利但可接受的回报水平，那这个偏好对上了以后，在PPP的领域里仍然是在商言商，但会非常具有自己用武之地的特征。对应于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对我们是不是也是个机遇？我认为显然是个企业界的机遇。

（未完待续）

贾 康 简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