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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个人杰克(非居民个人杰克的一篇小说在一家日报上连载两个月)



1888年8月7日,伦敦东区的白教堂附近,一名车夫在廉价出租公寓的后院的篱笆里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是一名女子。


死者34岁,名叫玛莎·塔布连,从事皮肉工作多年。


案子的发生,引起伦敦市民的一片震惊。



之所以说令人震惊,主要是因为凶手作案手段太过残忍,在被害者身上刺了36刀,腹部被剖开,光是喉部就被割了9刀。


因此,在案发之后,附近的居民人心惶惶,谁也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杀者,年轻女子到了晚上都不敢单独外出。


市民的反应,给当地警察局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们不得不全力以赴投入警力破案。


可就在这起案子还没有眉目的时候,8月25日,另一起凶杀案又发生了。


发生的地点也是该教堂附近,死者也是一名妓女,她的名字叫玛莉·安·尼古拉斯,年龄是43岁,还是一名孕妇。


而且第二起凶杀案作案手段和第一起极其相似,都是身中数十刀,都是颈部被割断,令人发指的是,第二个被害的女子,腹部被割开,腹中居然还有一个已经成形的女婴,她当然也死去了,这属于一尸两命。


教堂这种宗教场所是教人向善的地方,一般说来很少有犯罪分子在这里作案,可是现在这里不但发生了命案,而且是连续发生,更由于罪犯作案手段的凶残,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纷纷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



令公众感到极度不安的是,一周之后的9月2日,距离教堂300米远的地方,再次发生凶杀案!


这次遇害的仍然是一名中年妓女,年龄是47岁,名叫安妮·查普曼,也是喉咙被割断,腹部被剖开,甚至肠子都被掏出。


经过法医鉴定,三名死者不但被害方法相同,而且死亡时间都在凌晨5点左右,被害现场都距离居民区很近,不超过50米。


这让警察非常困惑,凶手对被害人刺了那么多刀,现场肯定要发出声响,比如呼叫声、挣扎声,但是附近居民却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这说明罪犯作案手段非常明确,那就是追求一击致命,以至于被害者连声音都未来得及发出。


警方连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走访了很多人,却没有发现罪犯的任何有效线索,侦破工作不由得陷入僵局。


于是,关于凶手的种种传言不胫而走,什么“闪电杀手”、什么“神秘开膛手”、“夺命魔鬼”,不一而足,让凶手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也让大家的恐慌达到极点,警察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就在案子毫无眉目,警察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件更让人尴尬和气愤的事情发生了。


1888年9月25日,伦敦警察局收到一封神秘信件,信是用红墨水书写,上面还加盖有指纹,署名“开膛手杰克”。



信里面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老板,妓女系列被杀案是我干的,我对妓女非常讨厌,希望她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们伦敦的警察的办案水平也太差了,都是吃干饭的。今后我还要继续作案,我等着你们来抓我。”


凶手说到做到,警察局收到信件的第5天,即1888年9月30日凌晨1点,警察局接到报警电话,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史泰德的瑞典裔妓女在教堂附近被杀,警察立即奔赴现场。


这一次这个凶手玩得很可怕,就在大批警力在20分钟赶到案发现场,在对莎白·史泰德进行验尸时,警察局的电话再次响起,主教广场发现一具尸体,被害人是46岁的妓女凯萨琳·艾道斯。


这次凶手除了割喉剖腹,将肠子掏出,还拿去了被害人的子宫和肾脏。


这时候,时针指向1点30分。



如果两起案件是同一个凶手所为,他从杀人剖腹,到拿走器官离开现场,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凶手的干净利落和专业,非十年以上的外科手术专家,或者有从事屠宰工作的经验,达不到这种专业级“水平”。


凶手接二连三杀人,还给警察局写信,并且在作案后,警察在现场的情况下,在附近再次作案,这明摆着就是挑战警察,啪啪打脸伦敦警方,可以想象伦敦警察多么尴尬。


不仅如此,在附近的高墙上还有人用粉笔写下一行大字:“犹太人不是无故会遭人怨恨的民族。”


伦敦警察局再次收到一封信,写信者署名:“捣蛋的杰克”。


让警察更加感到无地自容的是,在1888年10月15日,伦敦警察局收到一个包裹,包裹内是半个肾脏。


包裹里还有一封信,凶手在信中说:


“肾脏是被害妓女的,另一半已经被我吃掉。如果你们警察也喜欢的话,我下次也给你们邮寄过去”。


信的寄件地址是“地狱”,署名“傲慢的杰克”。


看到这封信,伦敦的警察肺都气炸了,这个罪犯实在是太嚣张了,欺负我们警察局无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察被记者们群嘲,警察局长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争取早日破案,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可是话音未落,凶案又发生了。


11月8日早上,一位房东去收房租,却发现25岁的租客,年轻妓女凯莉血肉模糊、惨死在床上,她全身赤裸、一丝不挂,颈部还有两道深深的勒痕,胸部和腹部都被利刃剖开,双手和哺乳器官不知去向。


凯莉命案后,面对警察局的指责铺天盖地,警察局长不得不宣布引咎辞职。


可是说来也怪,从此之后,“开膛手杰克”似乎选择了金盆洗手,不再有妓女被杀案发生,甚至整个伦敦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凶杀案。



尽管如此,关于案件的侦破工作从没有停止,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警界精英、法学专家、著名侦探组成侦破小组,对此案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凶杀案发生之后,警察局收到很多署名“开膛手杰克”的信,一部分是捣蛋鬼市民的“杰作”;一部分是记者为了赚人眼球而伪造的,而墙上针对犹太人的粉笔字,可能也不是凶手所写,因为被害的妓女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


专家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只有两封信有可能是凶手亲笔所写。


各方面的专家还给罪犯勾勒出轮廓,他具有以下特征:


他属于低收入群体,因为人以群分,所有被害人都是社会最底层妓女,收费低廉。他可能跟妓女曾经有过感情纠葛,甚至可能同居过。大多数被害人年龄在35岁以上,都曾结婚生育。



他可能在感情上被妓女伤害过,因为他绝不仅是想剥夺妓女生命,还手段残忍。


他本身可能也是个酒鬼,因为所有的被害人都有酗酒的习惯。


他可能曾经当过外科医生,或者是生物学教师,至少具有相当的解剖学知识,要不就是做过屠夫,对人体器官的熟悉以及摘取的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他身强力壮,因为死者被害时都没有来得及进行激烈挣扎。


在专家的指导下,伦敦警察一直夜以继日开展案子侦破工作,因为他们把该系列杀人案当做警界的耻辱。


警察局也受到了数以千计居民提供的关于此案的线索,但都对破案毫无帮助。


十年过去了,案子毫无进展。


1898年,警方不得不对外宣布,停止白教堂连续凶杀案的侦破工作。




有人一定会问,凶手多次作案,难道不会在现场留下指纹吗?很遗憾,那时候可是在十九世纪末,指纹还没有成为办案依据。


但是也没有持续很久,到了二十世纪初的1902年,英国就有了第一例以指纹作为呈堂证供的案件。


不过在那时候,关于指纹的研究已经开始。案发之前,英国科学家高尔顿已经开始了对指纹的研究。案发之后,高尔顿先生连续采集了数千人的指纹并加以比对研究。


但是他的做法受到了伦敦警方的质疑,有的人甚至对他进行嘲笑。所以,关于罪犯的指纹,警察并没有当回事,高尔顿采集的指纹样品也被他们扔到了垃圾桶里。


4年之后,1892年高尔顿出版了专著《指纹学》,中提出了指纹分类法。


他的指纹编码法才被英国警方认可,被苏格兰场——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使用采用,作为伯特隆测量系统的补充手段来建立犯人档案,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据此破获了数百件悬案。


刚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指纹鉴定术就成为伦敦警察破案的正式方法。



1911年,指纹鉴定方法协助警方抓获了达·芬奇一幅名画的偷窃者。随后,其他国家的警察系统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直至今天。


如果那份罪犯指纹得以保存,罪犯肯定不会逍遥法外。


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案发一百多年之后,案子终于有了真相。2007年8月,一位名叫爱德华兹的侦探,在偶然间发现了本案的重大线索。


当时他在一次拍卖会上看到一条带有血迹的披肩,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用一千英镑拍了下来。



卖主见状非常高兴,就告诉爱德华兹,这条披肩我分文不收。爱德华兹比较诧异,就询问原因。


卖主说,自己的祖父是1888年伦敦连环杀人案的调查警官约翰逊。爷爷临终时告诉他,这条披肩之一是第4个被害妓女凯瑟琳凶杀案现场的物品,爷爷让他想方设法拍卖出去,能买它的人一定是一位懂行的人,有可能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了却老人的心愿。


爷爷还说,真有人来买的话,就分文不要。


爱德华兹一听觉得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侦探,他对那起案子也比较熟悉,于是就开始了推测。当时被害的都是收入不高的底层妓女,凯瑟琳也是如此,那个披肩很贵重,不可能是被害人的物品。


既然不是被害人的,那可以合理推定,就是属于凶手的。



作为一名男子,为什么要携带披肩?


爱德华兹分析之后认为,那可能是凶手故意留在现场,挑衅警察的。


他想用那条披肩告诉警察,自己下一次的作案日期。


果然,这条披肩被发现带有古老节日米迦勒节的雏菊图案,这个节日有两个日期:9月30日和11月8日,而这两天刚好是其中3名妓女的命案发生时间。



经过一段缜密的调查,嫌疑人浮出水面,他叫亚伦柯斯米斯基。



亚伦柯斯米斯基是犹太人,为了躲避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22岁的他和家人在19世纪80年代从波兰逃到英国。


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就住在教堂附近的出租屋,距离被害妓女住的地方不远。因此,他被警方列为重点嫌疑人,也有一名清洁工在案发现场看到过他在第一时间出现。


但是,科斯米斯基拒不承认,警方没有足够证据也没有对他提起指控。


1919年,53岁的科斯米斯基死于一场疾病。


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爱德华兹邀请英国基因证据专家、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高级讲师亚里·洛海莱宁对披肩上的污迹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污迹的确就是血迹,而且是凶手杀人时喷溅到上面的动脉血渍,这和凶手杀人手段相吻合。


通过紫外照相技术,他们还有惊人发现,披肩上不但有肾脏细胞残留(凶手曾经多次取走被害人的肾),还有精液残留。


由于时隔一百多年,用常规手段已经无法获得DNA样本。于是,洛海莱宁采用“真空吸取”的方式,在不破坏披肩的情况下通过精斑残留获取了上面的DNA样本。


接下来,他分析了仅由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这样就能直接确认凯瑟琳的后代。



无巧不成书,爱德华兹幸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一位女士,她说自己是当年被害人凯瑟琳的后裔。


经过比对,两人的DNA线索能够吻合,从而确定,披肩上的血迹,确实是被害人凯瑟琳留下。


通过5年的调查,他们找到科斯米斯基妹妹的孙女后代,采集了她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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