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5日晚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解除发布自4月7日的紧急状态宣言。这一举动既标志着日本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应对暂时结束，也意味着国家将开始面对可能的第二、三波再爆发以及重振经济等新挑战。
日本东京地铁站中的人们
作为“转机”的疫情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的新冠疫情是My Number卡制度的又一个“利好”。
首先，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政府10万日元的补助申请让不少人重拾对该卡的认识或加入新申请的队伍。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4月份各地My Number卡的申请率与往年同期相比几乎呈现了翻倍的态势，即使现在的申请也可能赶不上此次发钱的进度。更为重要的是，“防疫”这枚大旗还有着让更多人放松对自己隐私权保护的可能性存在。
在日本国内对政府新冠应对的不满声音之中，同在的东亚的韩国等地成为了不少人眼里的优等生。而这些地方身份证制度的发达则被认为是它们抗疫成功的关键所在。比如在韩国，几乎普及到每个人的“身份登陆制度”不仅给所有国民编了号还实现了和每个人银行账户直接关联这一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在此之下，每个人限额的口罩购买和分配轻松地避免了在日本所出现的医疗品倒卖以及“安倍口罩”发放等乱象。另一方面，这种身份证制度对个人消费数据的搜集在疫情时也十分方便地转身成了对感染者和其密切接触人群行动监控的方法。
但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了日本政府试图利用本次疫情所创造的客观机会来推动自己行程表的企图。比如，内阁府副大臣平将明就在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明确表示日本口罩的短缺和My Number卡没有彻底普及密不可分。还有执政党的议员提出要在明年彻底义务化My Number卡与银行账户的绑定。这些声音和此前推出的包括用My Number卡绑定手机进行无现金消费就可以返现等一系列手段一起构成了政府推进国民身份管理的“阳谋”的一部分。只是前者在疫情之下的“威逼”相比于后者现金的“利诱”来说，其作用力无疑要来的大得多。
参考文献：
岩田陽子、「納税者番号制度の導入と金融所得課税」、「調査と情報」第475号、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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