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价格太黑了！”贵算阳陕西路上，周禄（化名）一边拿回手机，一边忍不住地抱怨。他捡来的废旧手机，路边收购的小贩只给一元钱，这个价格太低，他不想卖。周禄的期望值是“至少一瓶矿泉水的钱，2元”。

“哪里有什么岁月静的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四面环山的贵阳，就有这么一个专门“负重”的职业。他们随身携带一个竹子编织的背篼，帮市民背运货物并收取报酬，这个职业也因此劳动工具而得名“背篼”，亦称“1800大背篓”。

背篼客是任人调侃的对象，是说唱歌曲的题材，他们内部也分三六九等，他们的收入“说不定”，有时候几百，有时候几十，有时候甚至一分钱没有，但始终微笑着面对每一天。随着劳动力的精细化分工，背篼客的人数已经渐渐减少，其他城市亦没有这个群体，不久的将来，他们甚至可能完全消失算。

“跑了五天，才十多块收入”

和周禄一起的另外一名同伴，穿着比较时尚，跑步鞋运动衣。屁股下面垫一根红绳子，坐在绿化带上的大理石块上玩手机——红绳子几乎是每个背篼客的标配：废弃的横幅，一揉一扯后扎为一束，上面清晰可见喷绘留下的白色字迹。

为什么同伴不携带背篼？周禄的解释是，同伴怕别人笑话不好意思，“我一不偷二不抢，背个背篼怕啥？”望着同伴的背影，周禄笑了笑介绍说，“其实背篼是一个招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真正在城里也很少用，如果要背砂子等，可以用麻丝口袋装起来扛，8毛钱一袋”。

“背篼”其实是黔西北地区农民种地时使用的，原本比较高大，可以装下200斤煤炭，城里用的这种容量十分有限，对装载的物品的形状、大小也很挑剔，并不是很实用。

背背篼短途一般都是10元一趟，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好心人，一次能多给二三十元，但还是要讲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提成个一二百元，运气不好一天几十甚至一分没有。他们最喜欢接的活儿，是帮忙门面在装修前进行拆除，一间几十平方米的房子，少则上千，多则几千元，几个人一两天就能干完，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几百元。

但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春节以后街上人流量就很少，装修的人或一些店铺也没有开工，周禄在贵阳跑了五天，收入只有十多元钱，“每个月二三百元的房租不说，每天两顿饭钱还花了20元。”

周禄继续慢悠悠行走在街头，春风拂面而来，衣衫单薄的他忍不住打了个冷颤，眼巴巴地盼着遇到雇主。穿过一条街，周禄捡了几张纸壳，又继续往附近的一个巷子走去。他对记者表示，背篼这活需要吃得苦，只有不停地跑，才有更大几率找到活路。每天为了找生意，他都走到脚痛，痛了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不痛了又继续走。

周禄患有骨质增生，膝盖还时不时发作，痛起来像刀子扎一样。

2019年，贵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8240元。记者随机采访多名“背篼”，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在3000多元，和贵阳市一般白领收入不相上下。但贵阳消费水平并不低，物价甚至高于很多强二线城市，三四个人去餐厅随便吃一餐饭，需要一两百元。“背篼”从业者穿几十元一件的衣服，抽5块一包的烟，平常一碗面也要8到15元不等，盒饭也要10元以上。有时候没钱，一天只吃一顿饭，中午吃几个馒头了事，甚至走路四五十分钟回到出租房，为的是省2元公交费。

周禄只有小学文化，早年也去过广东进过厂，但后来不干了。经过对比，他觉得当“背篼”一族更划算——因为“农忙时回农村干农活，农闲时在城里当背篼”，更重要的是，干这个很少有人管束，可以自由活动。他觉得，很多人不愿意去工地上干，一是工资低，二是工钱经常拖，干背篼的话，放下箩筐就能拿到现钱，除非个别熟人，从不拖欠。另外一名“背篼”从业女性表示，虽然每个月二三千收入不算高，但不耽误照管娃娃。

初到贵阳当背篼客时，周禄走街串巷揽活儿时怕被熟人看见，所以总在一些隐蔽角落躲躲闪闪，但渐渐的他发现，贵阳的繁华与富有似乎与他无关，不如辛勤劳动、开心赚钱。他的老婆外出进厂打工，两个孩子至今留守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帮忙照管——这也是大多数“背篼”从业者的处境。

说到自己的孩子时，周禄每每掏出手机给记者看照片，对孩子不断夸奖之余，眼圈都是红红的。

因为地位卑微，加上身上经常不洗澡，很多人对背篼客有厌恶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城市充满渴望，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情。几年前，一名民工没有找到活路，一天没吃喝，饿昏在贵阳市中山东路人行道上，等这名民工完全清醒过来时，其背篼里已装满各种食物，这些都是好心市民送来的。

当时，贵阳市实时气温29摄氏度，很多市民围着这名卧倒在路上的男子，喂他吃东西，喂他喝水，他的背篼上有用油漆留下的“平安”两字——这是在离家前，家人写下的。对于市民们的帮助，他不断道谢。

蹲守黄金地段

“你来帮我搬点东西到二楼，要多少钱？”面对喷水池一电器商场店员的请求，杨德贤从石梯上站起来，提着手中的绳子跟了过去，很客气地回答：“给多少都无所谓”。最后，两件货物搬完，店员主动给了他15元。

这和其他背篼客谈好价再干活儿不一样，该商场的很多店主，都是杨德贤的“老顾客”，坐在商场大门外的石梯上，进进出出的员工的经常和他打招呼。平常，杨德贤每天上午10点左右抵达喷水池，下午商场关门后回家。和那些街上游走的背篼客相比，杨德贤上班时间和地点相对比较固定，活动半径在方圆几百米之内。4月初，杨德贤为母亲办完丧事后，从纳雍县姑开老家回到贵阳喷水池，当天他就接到了两单活儿，收入一百多元。

几年前，杨德贤主要服务于附近智诚名店里面的服装店等商家，同时辐射附近几个大型商场，但是最近几年因为电商冲击，服装店等生意冷清，需要搬运的货物逐渐减少。后来，他和几个同伴每天蹲守在一家电器商场的门口，帮忙搬运体积大而且比较沉重的货物。杨德贤获得了商场很多店员的信任，“我们给客户送货到家后，需要给店里代收货款，有时候几千几千元地代收”。

杨德贤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次他给别人送电器到家后，却发现对方给的100元现金是假的，但对方却宣称是杨德贤调换了货币。两人拉扯到派出所，因为没有第三方作证，依旧说不清楚，最后一人损失一半，“对方太不讲良心了。”如今想起，杨德贤依旧愤愤不平。

喷水池是贵阳市地理中心，也是从晚清至今贵阳老城区的商业中心，附近拥有南国花锦、国贸广场等大型购物商场，形成一个人流量大而且最繁华的商圈。让人诧异的是，2001年这里落成的一座“四方汇聚”雕塑，由四块扇形不锈钢组成，因为神似底薪一个背篼被人们戏称为“大背篼”雕塑，后来为城市交通让道，该雕塑被拆除。

今年55岁的杨德贤，在贵阳从事“背篼”行业已经近26年了。26年前，老家的一场车祸，改变了杨德贤的命运——一辆货车载着他们去街上办事，行驶到中途，车子从半山腰翻下沟底，车上十多人死亡，他和另外几人有惊无险，杨德贤仅头部受伤。

当杨德贤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贵阳小河一家医院病房里，康复后他准备在贵阳找个工打，但是几天下来，因为没有其他技能只能背背篼。随后，他把老婆也带到贵阳卖菜，每个月的收入够一家人生活，而自己的可以存起来。点如今，两个儿子已经长大，分别从事不同的行业。

多年来，很多人像杨德贤一样，把守在某个商圈或者批发市场，通过货物的流通量增加收入，比如西南商贸城、小河转盘、头桥、三桥小商品批发市场。他们忙的时候干活儿，空闲之余在怎么桥下、或商场门口等地玩手机、打牌、唱山歌。一般只有春节时，才回一次家。

“背篼”们每月花200元，就可以在贵阳的城乡结合部租一小间房。他们中的部分人则经常露宿街头，特别是夏季之时，不少背篼客席地睡在银行门口、点ＡTＭ取款机旁等公共场所。冬夜里，因天气寒冷，他们经常被冻醒。

当地政府部门曾一度将这些露宿街头的背篼客安排住进救助站，并承诺提供无偿救助，但不少民工均予以拒绝，原因无外乎两种：节约开支，或“为了在深夜揽活儿”。

贵阳市救助管理站出台的《201两个7—2018年冬季救助管理方案》中，将冬季露宿街头的农民工和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等4类人纳入施救对象。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设想：对街头露宿的民工以解决临时寄宿为主，对于劝导无效、不愿接受救助的民工，可考虑适当发放棉衣、棉被和干粮，保证其不受冻、不挨饿。

“瑞金北路是露宿人员最集中的地方。”2019年12月，贵阳市救助站管理科科长王武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根据调查，常年在瑞金北路、紫林庵、大西门等地露宿的民工来自惠水、罗甸、大方和黔西等地，有近百人。

为何民工甘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意去救助站？王武江说，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深夜一些外地货车习惯在瑞金北路等地找人下货，民工露宿街头主要为了等待生意；二是救助站或投宿点都有管理规定，寝室内不许抽烟、喝酒，不许赌博，要搞好个人卫生、爱护住所环境等，很多民工不习惯这种管束；三是现行的救助政策是“自愿求助，无偿受助”，救助站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怎么，不能强制民工去接受救助，只能引导、劝导。

自2009年开始，贵阳市把原市卫生局的办公大楼改建为可容纳200多个床位的农民工寄宿点，免费为困难农民工提供住宿。但是“几年下来，每晚到这里住宿的农民工只有一二十人”。

其实，除了寄宿点位置偏远、不好接活儿外，哪怕相关部门反复宣传，但是许多“背篼”从业者并不知晓。另外，寄宿点目前没有女性农民工群体居住的条件，这也限制了寄宿点救助的功能和人数。

与贵阳“背篼”不一样的是，重庆市政府在提供廉价便捷的“棒棒公寓”“阳光公寓”的同时，也为困难农民工提供用人招工、技能培训等诸多人性化服务，并购买社会保险、探索医疗救助等，取得了较好效果。

把根留住

杨德贤回忆，他“最初到贵阳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还是瓦房”，20多年来，他见证了贵阳一天天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启动的庞大造城运动，让他有一点欣慰，也有一点失落。

多年的积蓄让杨德贤下了一个大单：两年前，他在老家修了一栋几百平方米的房子，用来安度晚年。他最后悔的是，一直没有在贵阳买房，他自责：“思路跟不上，亏惨了”。

杨德贤后悔的事，张艳咬牙干了。

2010年左右，同样是背篼客的张艳（化名）从花果园给人搬东西到玉厂路，发现一家人在小区贴上广告要卖房，张艳打通电话后，以每3个平方米3800多元的价格，买下64平方米一套二室一厅，一共花去24万，其中首付8万元，余下的16万元贷款十年还清，每个月还银行按揭2000元左右。

其实，不仅仅是背篼大军，就是很多的打工族都不愿意在城里买房。因为在城里吃点蔬菜都需要花钱买，在老家有土地可以自己种，而且城里小区房每个月还需要至少几十元的物业费。

张艳上世纪90年代从贵州普定县到贵阳甘荫塘一个饼干厂打工，每个月可以拿1800左右的工资，三年后他们下岗卖菜，在此期间认识了她的老乡陈伟，陈伟当时在陶瓷厂上班，两人一来二去确立了恋爱关系。但后来蔬菜生意不好，他们就一起当背篼，那是1999年左右。

十多年下来，张艳夫妇省吃俭用积累了几万元，按照丈夫的意见准备过几年回老家修房，张艳提成认为在老家修房一年回去住的时间少之又少，她决心买房。但张艳遇到的困难是，房东不相信她的购买力，且担心银行不愿放贷，最后张艳找到一个贵阳亲戚，用亲戚的名字将这套房买下之后，她老公才知道。

张艳夫妇负担很重，除了日常开支和还贷，还有两个儿子一直在校读书，“我两个娃娃的饭量比较大，大学期间一个月就要二三千。”这样一来只够维持温饱。

本来将户口迁到贵阳，小儿子就可以在玉厂路附近的小学就读，但张艳不愿迁户口，所以，大儿子小时候读的是私立学校，二儿子是托人情在附近一个小学读书。她认为，虽然城里以后有机会拿低保金，但农村户口有宅基地，不用担心土地被收回，还能享受农村合作医疗。

幸运的是，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贵州大学。其中大儿子已经毕业，在海南一家公司上班，二儿子还在读大一。年前，玉厂路这套房子才过户到儿子名下，“多花了8000多元的过户费，但是没有办法”，张艳对记者介绍，“很多人说我家有好几套房子，其实只有一套，连贷款都没有还清”。

2008年左右，花果园片区改造，张艳一家只能转战到玉厂路附近。平常他们有活儿干的时候就干，没活儿干的时候，夏天就在桥下打打牌，冬天就烧火烤。个别妇女也带上两个针线，空余时间织补一下，男的就抽烟侃大山，更多时候，疫情期间，很多小区要扫码，要戴口罩，张艳他们进不去。很多人不装修房子了，于是少了搬运的活儿。

本来，贵州属于西部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出地之一，整体经济基础非常薄弱，但是2015年后，贵阳市集中启动涉及数万户的棚户区改造工作。贵阳房价近年水涨船高，从每平方米四五千元，涨到现在每平方米上万元。

这样一来，张艳的房子升值一倍多。

自卑与狡黠

“我只要8个，只要8个。”面对蜂拥围上来的几十个农民工，周贡一边强调，一边往后退。

每天早晨5点，贵阳后坝路的农民工市场就聚集几百农民工，占满公路的两侧，疫情期间也有一百多人，其中亦有大量的背篼客。按照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形容，“公路经常被堵，有时需要缓慢行驶”。这里的雇佣模式除了街上散找的零星活儿之外，还有一些建筑包工头到这里找农民工干活儿。

周贡找到附近一辆面包车，还没谈好价格，几名中青年妇女就坐上车去——很多时候男的比较爱面子，而年龄大的也跑不过她们。一般情况下，包工头会因为劳动强度和难度，需要男工和女工数量不一，给的工资也有多有少。有时候，面对本来不会干的技术活儿也逞强，“先混一天工钱再说”。

“背篼”之间经常相处的工友，也相互帮助，彼此请客，借支生活费等等。据报道，有背篼跟雇主走散了是，背篼客主动将货物交给警察；雇主却担心“背篼卷货跑了”并报了警，后经警方证实，原来是雇主多虑。

大多数的“背篼”从业者吃苦耐劳，淳朴厚道，很多时候，他们给人干活儿后，雇主都会留下他们的电话，以备下次需要时联系。干了多年背篼的罗兴荣说出了他们的“三不背”原则：1.来历不明的货物不背；2.雇主自己可以轻松拿得动的货物不背；3.宠物不背。

因为他们帮忙不帮懒，对来历不明的东西，担心是赃物，而背宠物觉得有失尊严。有过“背篼”经历、如今已经办了一家农民工养老院的杨美学告诉记者，一次他在路边听见一女人大声喊“背篼”“背篼”，还以为是找他干活儿，可是回头一看，发现这个女的牵着一条狗，原来给狗取名叫“背篼”，他内心有一种被深深刺伤的感觉。

杨美学还介绍，遇见脾气不好的雇主，甚至会责骂“背篼”干活儿很慢或者为什么老是休息等等，但是“一般因为身份卑微，都不和对方吵，比较忍让”。当然，也有一些雇主非常厚道，主动给“背篼”买水喝，“甚至留我们在家里吃饭，但是我们从不吃，因为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食欲比较大，担心被人认为吃得太多，同时怕弄脏别人的地板。”杨美学说。

“背篼”中的很多男性从业者有一大嗜好就是喝酒。忙碌一天之后，他们喜欢在小商店或者小饭馆喝上两杯。这些酒，有的是纯粮食酿造，有的是酒精粉勾兑，仅仅几元钱一斤。后坝一位63岁的老人告诉记者，一次，他帮一位包工头叫了几个“背篼”去工地干活儿，大伙下车之后，发现其中一人散发出浓郁的酒气，走路歪歪斜斜。包工头一看，认为这人干不了活儿，而且从安全角度考虑劝他离开工地，但这人声称不给工钱就不走，最后支付了30块打车费，对方才答应离开。

面对生存压力，“背篼”中也有狡黠的从业者。一位男子告诉记者，他一次看见有人运东西进商场，对方还在停车时，他就迅速跑上楼1800将电梯锁了，运货的人将东西搬上楼，才开始就累得气喘吁吁。该“背篼”男子上前接了整车搬运活儿后，又去找来钥匙，将东西全部从电梯搬上楼。

还有贪婪的人，有些误搬别人货是物后竟直接私分。2017年10月，贵阳中山西路底薪某大型商场皮具专柜的负责人进了一批货物，临时请路边揽活的几名背篼卸货并搬进商场。后来清点时才发现，其中一个装有高档皮包、皮带等物的纸箱不知所踪，价值4.6万余元。

当天晚上，有两帮共计10余名背篼在路旁卸货。其中一帮给商场搬运百货等物，另外一帮则是在搬运装修材料。卸完货后，这些背篼陆续离开。其中，一帮人在搬运装修材料时，不慎误搬了属于商场的一箱皮具，见无人发现，几人顿时起了贪念，悄悄将这箱皮具藏在附近。大约2小时后，其中7名男女又折返现场，从附近巷子中拖出那个大纸箱，瓜分完纸箱内的物品后，分头离开。

但他们忽略了贵阳随处可见的监控。民警调取监控视频找到了这7人，随后他们均被刑事拘留。

渐渐离去

贵阳的一些学者，也对背篼客进行过“学术研究”，从他们的收入、文化、管理的角度，甚至冠以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角度，但是建树有限。城市和背篼客互为需要，也互相影响。

有调查显示：“背篼”对城市居民的认同，认为友好的占54.6%；非常友好的占15.7%；心存芥蒂的占24.8%；敌对的占4.9%。城市居民对“背篼”的认同，友好的占60.3%；非常友好的占18.9%；心存芥蒂的占14.2%；敌对的占6.6%。“背篼”群体中，受教育年限越长，对城市的认同感越高，反之越低。在城市居民中，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市民对“背篼”的认同感越高，反之越低。

背篼客中也有多才多艺的人，有人英语熟练，有人会模仿迈克尔杰克逊，还有人会画画。曾编过故事哄人，也为发财走过弯路的金沙县小伙罗云波，辗转于重庆“棒棒”和贵阳“背篼”之间，业务闲散时，他就随地而坐，拿出钢笔和画纸开始作画。他画的最多的是贵州的老建筑，以及不少重庆建筑，一度让人拍手叫绝。

一方面街头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工围坐着等客，另一方面市民因临时找不到人而着急上火。2015年贵师大计算机专业学生马虹组了一个团队，用半3个个学期时间开发了一个网站，力求解决农民和市民之间的链接问题，但由于缺少资金，运营成了难题。

马虹拿着策划书找到工商局，把方案从门缝里塞进了局长办公室，还没走出工商局大门，她就被局多少长的电话叫了回去，并很快拿到一笔扶持资金。为了收集农民工联系方式和信息，他们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街头找了500多位农民工，遭受不少白眼和不信任，最终注册的农民工不超过20%。几年下来，运行效果并不理想。

其实，至少10年前，贵阳就曾出现过“背篼”公司，试图将散在各处的背篼客组织起来，但都因其自由散漫而难以为继。

背篼客杨文学，用自己背背篼挣来的8万多元钱回乡修路，感动了很多人，后来村里几十个年轻人都随他来到贵阳当背篼客。杨文学的事迹广为流传，后来他还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领导亲自批示，帮杨文学修路，其中交通部门给了80万。

杨文学也组织成立过以背篼为主题的劳务公司，但最终无功而返。一位当地知情人士介绍，他听说早年市西路有一个背篼客，因为认识大量的店主，不断接活儿后分配给其他熟悉的背篼干，一年赚几十万。记者多方寻找均未果，而且市西路批发市场已搬至郊区，这一说法遂成了传说。

随着网络电商的冲击，如今很多“背篼”从业者已渐渐离开这个行业。一位男子介绍说，几年前活跃在东山一带的背篼客有三十人左右，年前还有20人左右，如今只有几个人了。杨德贤所在的喷水池附近，两年前有十多人，现在只有几个人，“生意不好，除了疫情影响外，正常情况下很多人也不来了，和我一起干的有几个已经改行去酿酒。”杨德贤介绍说。

杨文学还在大营坡开办了一个多少农民工慈善助养院，他对一些孤寡老人免费，照顾也无微不至。这感动了不少志愿者，一些老人非要把杨文学的名字刻入墓碑。

目前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行业挣扎。一位“背篼”女性的手中勾的鞋垫上有四个字：“心想事成”，或许这是她对生活的所有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