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希明 种聪
（二）再分配效应测算方法
三、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成因
（三） 我国与世界各国政策再分配效应的比较
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中，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为0.03994，占总效应的比重为96.01%，而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再分配效应为0.00166，占总效应的比重为3.99%，说明我国的政策再分配效应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贡献的。而OECD13国的转移支付、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再分配效应贡献度分别为75.63%、24.38%，OECD16国分别为80.83%、19.69%，OECD22国分别为79.33%、20.67%。以上结果可以总结为：一是我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转移支付手段在收入再分配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我国转移支付手段的再分配效应高于其他OECD国家，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的再分配效应低于OECD国家；三是市场因素对我国收入再分配调节影响较小，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影响较大，其中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费再分配效应小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比发达国家大的主要原因。
2.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从表3可以得到可支配收入中各分项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其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经营性收入会缩小收入差距。本文主要关注转移性收入中来自政府转移支付对可支配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经测算，来自政府转移支付的集中率为0.4832，高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4514（P >0），即按照目前的分配方式，来自政府的转移支付会扩大居民收入不平等。转移支付的分项支出构成主要有离退休金、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在作用方向不同的转移支付项目相互作用情况下，不同项目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不同，因此必须要测算各分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效应。具体来看，集中率大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P >0）的分项支出为离退休金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金的集中率为0.5835，远大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P >0）。集中率小于总收入基尼系数（P <0）的政府转移支付有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其中，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集中率为-0.4265，是分项支出中集中率最低的，说明该项支出更可能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最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还有一些分项支出，如报销医疗费，其集中率低于总收入基尼系数，该项支出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
从受教育程度与贫困的关系上看，受教育程度越高，贫困发生率越低。小学及以下的贫困发生率最高，为4.3%，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为0.72%（见表5）。
从健康状况与贫困的关系上看，随着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从“非常好”到“非常不好”的变化，各组的贫困发生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见表6）。健康状况非常好的家庭贫困发生率为2.59%，非常不好的家庭贫困发生率为5.02%，增加了近一倍，健康状况不好的家庭因为医疗需求较高、支出大，但是无法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保障收入。结果显示，当前农村贫困人口中因年迈、因学和身体不健康的人群占整体贫困的比重非常高，这些人口因年龄或身体原因而不具有基本的劳动能力，难以通过开发式扶贫措施实现脱贫，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保障性扶贫措施来保证上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
（三）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研究发现，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支出是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所在，市场力量对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小。宏观数据显示，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还是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均较低，且集中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金以及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两项上。CHIP2018的微观数据显示，使用再分配指数的计算结果证明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分项社会保障支出中，离退休金是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城乡低保更倾向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如果各项社会保障支出一定，低保在缩小总收入差距上的效果最好。但由于低保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较低，它对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小。
社会保障支出是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用来保障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养老、教育和医疗需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避免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通过计算新农保补贴、教育补贴和医疗补贴的减贫效果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使得农村老年人口、学生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者等特殊群体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
（二） 政策建议
从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上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严重制约了其收入分配和减贫效应。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和减贫效应，我国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规模，优化社会保障支出结构。从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分配效应上看，社会保障力度的加大、政策瞄准精确度的提高、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力度等措施将为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提供重要助力。
从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上看，应该建立和完善中国农村保障性扶贫体系，增加对农村居民养老金、医疗、教育和低保等转移支付的投入。具体建议如下：
(1) 加大贫困人口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对贫困人口家庭的养老保险缴费实行专项财政补贴；在中央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对贫困人口的专项贫困养老金。
(2) 深入完善保障性健康扶贫体系，改善农村地区的基层医疗条件，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倡导贫困地区居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步把大病专项救治转变为普惠性治疗，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3) 推进保障类教育扶贫体系的建设，保障义务教育，逐步实现对贫困人口子女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资助体系，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完善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改善和素质教育计划，加强和推广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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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萌，岳希明：《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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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岳希明，徐静：《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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