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办的银行卡开户行(开户行是不是就是你办银行卡的地方)

时日匆匆地走着，物像也匆匆地变着，我儿时记忆的故乡，虽在世事中变得缓慢，但总算没有被这巨变着的世界 ，在不经意中扔至世外。原来村中沙土的大街，现在成了水泥的路面;原来土坯的草舍瓦堂，虽没有江浙水乡那样楼墅的变化，但也隔三错五地有两层红楼点缀在村里，如同冬日质朴的原野上，偶尔开出的几朵土色的花瓣，不算丽，也总还算奢侈的花儿。在那村里，所谓匆匆地变着，其实是说，原来老街上各类店铺中的药房、饭店、邮局、场，一切集日里必须的买卖场所，都从村里搬到了村庄外的一条街上。那条新街，是一条宽敞的公路，一街两岸上的紊乱、繁华，恰是时代在北方乡村的写照。

而当年作为逢五遇十招来四乡百姓熙攘的街道，则被寂寞地扔在村中的原处，像一条被遗弃的旧的皮带，无奈地半卷半展在那有了千年的村史之间，被稀落的人影踩着，与那老旧的瓦屋做着年老的旅伴。只有总是卧在街边的狗和在老街上咕咕叫着的鸡群，没有显出半点对它唾弃的意味。

还有，就是老街上不知为何没有搬走的那家银行一一那家银行，在那里坐落了有四十个年头，早先的名字是叫信用社的，后来不知哪天就改叫了银行。如同村里的某个孩子，谁都知道他的名字是叫小狗，可有一天他却有了大名，有了学号，叫了“爱军”或者“爱华”一样。而它，就叫了银行。叫了也就叫了，其实并无变化，村里人知道那叫了爱军或爱华的那人，也还是当年叫着小狗的那个孩娃。那叫了 银行的它，也还是叫过信用社的三间房子。变了却也没变，没变却也变着。十几岁时，我曾经去那银行玩耍，一街两行卧着的土坯房子，都在努力散着它的灰土气息，宛若马队从田野上飞过之后，使土味尘味，有了沸腾的机缘。倒是银行那三间青砖到顶的瓦屋，在街上显得沉静、庄严，虽然有些傲慢，但也不失大家闺秀的范貌。它鹤立在街的中央，散发着只有新砖新瓦才独有的硫磺的香味。那三间瓦屋，两边住人，中间营业，砖砌了柜台，台面用水泥(那时还叫洋灰)抹得锃光瓦亮。而且，在那柜台面上，还竖了一排钢筋栅栏，通向屋顶，这就显出了它的威严、神秘和令人仰之的金贵的富有。我去玩耍时候，是看那银行的地上铺了青砖，正可以在那地上弹那玻璃球儿。也就在那弹了。滚来滚去，玻璃球落在砖地的声音，和人家的琴棒落在弦上一样。营业柜里那个织毛衣的姑娘似的媳妇，那时她已经有了身孕，脸是红色，挺着肚子，双手在织针和毛线上忙来忙去。她听见了我的声音，从那栅栏里探头看看，宽容地并没有说句什么，就又坐回了头去。我也就继续在那砖地玩着，弹着的玻璃球儿，让发光的透明在那里滚来滚去，还引来了许多别的孩子

后来常去。

再后来，我就不知为啥不再去了

大约将近三十年以后，我已经从一个弹玻璃球的孩子到了中年，我家住着的那个有几千口人的村庄，因当年是公社机关的所在地，现在就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人口也从不到四千，翻番到了可统计的七千有余。所以，乡又被改为镇时，村就成了镇子。可是银行，却还是那个银行，如许多地方的县被改为了市后，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只是县长叫了市长

几年之前，我同母亲去那银行存钱---几千块钱，放在家里母亲不安，说存到银行安全还能生息。也就陪同母亲去了。趁着中午的日暖，踩着换成了水泥路面的街道，走进那原是铁皮红门的营业厅里，才看见银行也还有着变化。阜先我打玻璃弹子的砖地，成了花白的水磨石地面;早先水泥面子的柜台，已经镶了粉红的瓷砖;还有那二、三寸宽的钢筋栅栏，也都喷了银漆。我们去时，还有漆香在那营业厅里徐徐地飘着散飞。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当年打着毛衣守着营业的女人，那时已经不在。柜台里坐着的是一个看着小说的小伙，他年轻、斯文，二十几岁，戴了一副红边眼镜;我们办完存款手续，他还对我和母亲说了一声“谢谢，欢迎再来”。

从银行出来，日光变得有些刺咧。今年回家，看那银行已经扒了。说不知为何，上边把它撤了。也就扒了房子，废墟处的砖瓦上，有鸡、狗动着卧着。有麻雀就站在一条花狗的背上尖叫。阳光明亮亮的照着它们，像照着一片在风中翻动的银行的史页。废墟给鸡狗地营造的快乐，仿佛是一笔利息给它们建下的一片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