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法税务筹划功能(设立个人持股信托公司属于什么税收筹划)

生活在中国、财产在海外、身份是美籍，这是许多高净值人士目前的身份特征。那么，在围绕此类美籍高净值人士的家族财富进行规划时，美国赠与税和遗产税是不可忽视的。

笔者曾在《国内寿险身故金是否应缴美国遗产税》一文中，简要介绍了美国遗产税体系及税务居民的认定方式。

美国的赠与税和遗产税类似，也存在免税额度的概念。赠与税的免税额度分为每年赠与免税额（15000美金）与终身赠与免税额，其中后者的额度与遗产税的免税额度是相同的。

以2021年的数据为例，每个符合美国赠与遗产税税务居民定义的纳税人，其终身统一免税额为1170万美金。如果是夫妻二人，则共享2340万美金的额度。

这个额度看似很高，但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

减税与就业法（TCJA）中落日条款（Sunset After 2025）的存在，现行高额的免税额将在2025年失效，届时免税额将会回归到税改前的550万美金左右。

因此，高净值人士在设立美国家族信托时，如果装入信托中的财产高于上述的免税额度，那么或需要缴纳最多高至50%的赠与税。考虑到家族信托的体量，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开销。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合法合规地避税呢？下面就介绍一种专门用于赠与税和遗产税筹划的家族信托：委托人年金信托（Grantor Retained Annuity Trust），即大名鼎鼎的GRAT信托。

GRAT信托有很多知名的案例，比如2006年胡润百富榜排名第一，同时也是玖龙纸业创始人的张茵女士，就曾设立过一个名为“YC 2006 Quick GRAT”的家族信托。

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于2008年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股份装入新设立的GRAT信托。

2018年，《纽约时报》更是报道：特朗普家族利用GART信托，加上调整资产估值、分拆股权降低控股价值等手段，将家族价值近９亿美元的房产帝国，按4140万美元的应税金额申报，完美规避近５亿美元的赠与税与遗产税。

富豪们争相设立GRAT信托的根本原因，是其能帮助委托人将增值速度较快的财产的“增值部分”，以近乎免赠与税的方式转让给家族信托或者信托受益人。

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委托人向信托转移了1000万美金的财产，并在信托协议中约定在信托设立后的5年内，委托人每年取得略多于200万美元的年金收益。

按照美国税局（IRS）的规定，以委托人置入信托财产时的眼光看，委托人几乎没有转让给信托任何的利益，因此也就不需要缴纳赠与税。

但是，如果信托财产是一种增值速度超快的财产，比如说即将上市的公司股票。5年后，原价值1000万美元的股票总价值已经升值为5000万美元，那么按原约定分配给委托人略高于1000万的年金之后，信托中还留下了约4000万美金的财产增值部分。这部分财产相当于是委托人免税地转让给信托和信托受益人的财产。

正如萨姆·沃尔顿这个利用GRAT信托规避赠与税的“始作俑者”，在其自传《美国制造》中说的那样：“减少赠与税和遗产税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资产升值之前先将其放弃。”

因此，对于现金类金融资产，GRAT信托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但是对于能够超出市场预期，并在较短时间内产生较高增持的财产，尤其是对于准备上市后财富会瞬间暴增的新晋超高净值人群而言，GRAT信托确实是赠与税筹划的不二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GRAT信托是为税务筹划而专门设立的过渡性信托，由于委托人保留了太多的控制权，导致GRAT信托无法兼顾家族信托的隔离及传承功能。

若想要实现上述目的，委托人应将GRAT信托最终转化为一个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

近日，我国也有学者在某官媒头版发表了标题为《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验区助推共同富裕》的文章。

文章称，在做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面向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政策。建议在减免其他税种或降低税率的前提下，适时开征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赠与税等），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

结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基础性制度，笔者认为，相比生产经营阶段生产的第一次分配以及现阶段缺乏完善的慈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的第三次分配，以政府直接税为主的第二次分配或很快迎来新政策的出台。届时，中国版GRAT信托或将迎来属于它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