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民营企业为何陷入重重困境之中？在时下最高规格的援助之下，民营企业还能够重现辉煌吗？

主笔/谢九

广东东莞大岭山镇金立工业园厂房内，工人们在工作

为何困难在近期集中爆发？

我国民营企业的困难由来已久，并非始于今日。不一样的是，今年以来，民企的困境通过资本市场传达到大众视野，并且引发一场“国进民退”建设的大讨论，民企的困境才在最大限度上被人们所了解。

民企的这一轮困境主要体现为资金困难。今年上半年，大量民企出现了债券违约，但由于债券市场相对小众，所以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随着股市持续下跌，大量股权质押的民企遭遇了平仓风险，数十家民营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强行平仓，数百家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触及平仓线，引发市场的巨大恐慌。

很多民营企业为了自救，不得不向更有资金优势的国企转让股权，甚至转让所有权，这样的现象大规模爆发和蔓延，将形成事实上的“国进民退”，对于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都将带来重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国进民退”的讨论又开始升温，甚至有人提出了“民营经济离场论”，一时之间，民营经济何去何从让很多民营企业家人心惶惶。

11月1日)，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之后，明确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开始密集出台拯救民企的举措，对民企的救援行动达到了近年来的高潮，当前民营企业沐浴的政策春风也是史上罕见。而换一个角度来看，政策扶持力度越大，也越说明当前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之深，为什么民企的流动性危机在今年突然爆发呢？

过去几年，市场融资渠道收紧，民营企业原本就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在去杠杆的压力之下，不仅银行贷款更加困难，各种非标融资渠道，包括信托、资管计划、P2P等也都遭遇政策清理。对很多上市民营企业而言，股权质押融资就成为最便利的途径。最近几年来，股权质押在A股市场蔚然成风，尤其是很多民营上市公司，几乎是无股不质押。

作为一种正常且合法的融资工具，股权质押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A股市场的下跌超出了预期，随着股市持续下跌，很多过去几年质押的股票，现在的股价跌幅都已经超过了一半，大量股票触及了平仓线，这就使得很多民企大股东不得不面临被强制平仓的可能性。股票强平又会带来股价的进一步下跌，诱发市场的整体下行压力，于是又将更多的质押股票拉向平仓风险区，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能及时拯救民企，不仅是股市面临崩盘风险，中国经济也会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通常引用的数据是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民营企业崩盘，中国经济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

这一次民企大面积爆发的资金危机，表面上看是因为股市过度下跌所致，似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其实具有很强的必然性。

长期以来，民企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在更早之前，民企得不到传统银行体系的支持，因此很多融资需求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民间金融一直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2011年，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爆发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危机，出现大量“跑路、跳楼”等极端事件，民间借贷市场迎来一轮大整顿。2012年，国务院在温州推行高规格的民间金融改革，试图以温州为试验田，为中小企业融资探索出一条道路。但是6年时间过去了，温州金改并没有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摸索出有效路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

随着最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兴起，当初的民间借贷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就是P2P。由于头顶金融创新的光环，P2P在面世之初迎来了政策层面的扶持，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监管缺失。依托互联网平台的高效率，P2P为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监管不足，P2P市场鱼龙混杂，和当初的民间借贷一样，也出现了大量平台跑路的事件，导致最近几年的P2P也迎来大力整顿。

可以说，中小企业的融资史，就是一部和风险相伴的危机史，只不过有时候危机相对可控，有时候危机难以控制。无论是从前的民间借贷，还是近年火爆的P2P，作为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其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直到股权质押风险爆雷，危机开始在股市爆发出来，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达到了顶点。

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如这几年股市没有下跌，而是持续上涨，也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融资风险就不会爆发，反而蕴藏着更大的风险，因为股市上涨使得股权大幅增值，企业由此可以融到更多的资金，但是中国股市从来都是牛短熊长，很难像美国股市一样可以多年持续稳健上涨，因此，民营企业在牛市时期通过股权质押获得的资金，在熊市到来时更加危险。最近几年民企大规模股权质押，大概发生在上证指数3000多点时，想象一下，如果是在5000多点发生大规模股权质押，随着股市暴跌，上市公司的平仓风险将更加惨烈。

1982年1月13日，苏州庙港缫丝厂女工们在车间吃午餐

不仅是融资难

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当然不只是融资难，更大的压力在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长期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速远超国有企业，但是从2016年以来，国企的利润增速大幅反超民营企业。以2016年作为分水岭来观察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利润分化，2013～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企利润增速分别是6.4%、－5.7%和－21.9%，而民企的利润增速是14.8%、4.9%和3.7%。可以看到，2014和2015年，国企的利润开始出现了大幅负增长，民企的利润增速明显强于国企。但是从2016年以来突然发生逆转，2016和2017年，国企的利润增速分别是6.7%和45.1%，而民企的利润增速只有4.8%和11.7%。以今年最新的前三季度数据来看，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增速为9.3%。国企的利润增速是23.3%。

从最近几年的数据不难看出，2016年之前，国有企业的利润连续两年负增长，民营企业利润虽然也受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拖累，利润增速出现放缓，但还是明显领先国企。2016年之后，国有企业突然开始摆脱低迷状态，从连续两年的负增长中一跃而起，尤其是2017年的利润增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5.1%，将民企的利润增速远远甩在身后。那么，20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导致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利润开始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

2016年，供给侧改革开始推进，尤其是去产能，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大量过剩产能被清理之后，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之后，过去长期被压制的上游原材料得到了释放的动力，煤炭、钢铁、水泥等开始大幅涨价。在我国的宋建设经济结构中，上游行业多为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下游产业，因此，这一轮上游原材料价格大涨，国有企业成为主要受益者，不妨看看2017年几家最具代表性的国企经营情况，中石油这一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89%、宝钢股份净利润增长了111%，中国神华的净利润增长了98%。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的利润在2017年出现了高达4东莞市5%的增长，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承受了较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不仅要承受)成本上涨的压力，还要承担去产能的任务。在去产能的过程中，那些被处置掉的过剩产能很多都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原冶金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主席赵喜子就曾经表示，“全国去除4500万吨钢铁产能的任务，河北省占了三分之一，在河北去除的1600万吨钢铁产能中，97%是民营企业的产能”。大量民营企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被淘汰，使得国企的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大量民企去产能之后，民间投资也出现了快速下滑。2016年不仅是民企和国企之间的利润增速出现分化，还发生了民间投资雪崩的事件。过去很多年东莞来，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增速都快于全国固定投资增速，也高于国企投资增速。进入2016年之后，民间投资增速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跌至2%左右，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大幅增长了十几个百分点。这一年，“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谈及国内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首当其冲就谈到“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然后才是“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

除了去产能的影响之外，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对民企设置了较高的市场准入，赚钱的领域不对民企开放，使得民企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李克强总理就曾经直言——说实话，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

过去很长时间里，将民企拒之门外的通常是一些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但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利润相对单薄的竞争性行业也开始对民企设置了高门槛，比如这几年风起云涌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最近几年，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大力推动PPP模式，在政策扶持下，PPP模式高速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稳增长的重要引擎。PPP主要是政府在资金和精力有限的背景下，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外包给社会资本，由社会资本建设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向社会资本支付相应对价，保证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收益。

1994年5月22日，上海首家民营企业工会成立

发展PPP的本意一方面是为地方政府的投资提供更多资金来源，更重要的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的机会。在PPP发展成熟的国家里，参与PPP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民间资本和外资。

但我们PPP的运作显然偏离了这一初衷。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的招标都设置了极高的门槛，将大部分民企拒之门外，使得规模庞大的PPP最终成为央企和国企的盛宴，每年数万亿元的PPP市场，大部分都被央企和国企所分享，而民营企业最终所得不多。为了扭转PPP行业过于向央企集中的弊端，2017年底，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央企业PPP业务风险管控的通知》，对央企PPP业务规模实行总量管控，纳入中央企业债务风险管控范围的企业集团，累计对PPP项目的净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上一年度集团合并净资产的50%。试图通过总量管控的方式，让央企将更多的市场份额让渡给民营企业。

当然，将民营企业的问题全部归结于制度歧视也并不客观，事实上，民企今天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民企自身的经营不当所致。

和国有企业相比，民企的经营相对较为激进，在宏观经济形势向好的背景下，民企往往能获得比国企更好的利润，但是一旦经济周期发生变化，民企就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为自己激进的经营策略付出代价。

随着最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去杠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从统计数据来看，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民营企东莞市业的负债率不降反升，这说明国企在降杠杆的同时，民营企业反而在加杠杆。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一方面可能是资产萎缩导致负债率上升，呈现出被动加杠杆，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民营企业主动去杠杆的力度仍然不够。尤其是很多企业盲目扩张，在主电话号码业之外进入房地产等高回报产业，一旦市场遇冷，这些盲目扩张的民企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福耀集团的董事长曹德旺就认为，短贷长投是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导火索，但根本症结在企业家的头脑，企业家必须面对宏观经济调整的现实，和国家去杠杆政策统一，留下自己有能力、有把握、有兴趣挣钱的业务，其他的业务该重组的重组，该破产的破产，该卖掉还钱的卖掉。

除了盲目扩张的因素之外，民企过去经营不够规范，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也开始为此付出代价。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过去在环保、社保等方面都游走在灰色地带，随(着这几年国家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对劳动者大岭山权益保护也越来越规范，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在环保和员工社保方面付出更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使得民企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也是民企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广东惠州某工厂流水线，工人们在工作

如何化解融资难？

A股市场这一次的股权质押风险，将民企多年来的融资难题充分暴露出来。各级政府部门为了化解风险，在融资层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经过这一次风波之后，民企是否能够将风险转化为机遇，长期以来难有实质性解决方案的融资问题能否在这一次危机中迎刃而解？

如果仅从这一次民企危机的导火索——股权质押爆仓来看，风险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继续升级的可能性并不大。11月初的民企座谈会已经明确提出，“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有关方面和地方要抓紧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在中央最高层的关注之下，A股市场股权质押大规模爆仓的可能性已经很低，剩余的(只是各级部委和地方政府如何执行的问题。

深圳国资委率先推出“风险共济”模式，安排了数百亿元驰援本地上市公司。不同于纯粹的政府救市，深圳的模式尽量以市场化的方式介入，从股权和债权两方面入手，化解上市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债权救工商局援方式主要是提供低利率的资金，当股价回升之后，上市公司返还债务本金和利息，如果卖出股份之后还有盈利，可以按一定比例分成。股权救援方式主要是引入外部投资者，通过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权来注入流动性，帮助上市公司渡过难关。深圳的救市模式迅速成为其他地方政府的样本，继深圳之后，其他很多地方政府也都纷纷解囊，为陷入股权质押风险的上市公司输送流动性。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金融行业也加入救援大军。证券业协会表示，11家证券公司达成意向出资210亿元设立母资管计划，作为引导资金支持各家证券公司分别设立若干子资管计划，吸引银行、保险、国有企业和政府平台等资宋金投资，形成1000亿元总规模的资管计划，专项用于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上市公司纾解股权质押困难。据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纾困基金规模已经超过了3000亿元。

不过，当前各方对股权质押风险的举措多为短期救急，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短期风险的爆发，而从长期来看，更富挑战性的还是如何化解民企长期以来的融资难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体系总是将贷款倾向于国有企业，而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往往由于民企经营风险较大，抵押物不足、尽职调查难度大、信用评估体系不完善等因素，使得银行对于很多民企不敢轻易放贷。如何打破银行多年来的大岭山传统信贷文化，成为民营企业能否获取贷款的关键，但这也是知易行难。

11月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要推动形成对民营企业“敢贷、能贷、愿贷”的信贷文化，“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郭树清主席话音刚落，次日A股市场的银行股就全面大跌，原因在于市场担心银行贷款如果大规模流向民企，会导致银行坏账风险上升。银行监管人士不得不出面澄清，表示，“一二五”并非硬性考核指标，信贷标准并没有放松。由此也可见银行贷款流向民企之难。

从银行控制风险的角度来看，“嫌贫爱富”可以说是一个理性选择，想要打破这种传统信贷文化，唯有破除银行垄断才有可能。当银行体系涌入更多的行业竞争者之后，各种银行可以在不同层面展开竞争，传统国有大行主要服务国有企业，而更多的民营中小银行则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主要还是被国有资本所垄断，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比例还是很低，真正来自民间资本的银行只有民生银行等寥寥数家。和国有银行相比，民营银行无疑更懂民营企业的需求，也能更好地为民企服务。今年9月份，东方园林的董事长何巧女在一次会议上对央行易纲行长表示，“现在民营企业太难了，如果易行长给我批准一个银行，我一定拯救那些企业于血泊之中，一个一个地救”。

以最具代表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来看，的确将大部分贷款资源向民企倾斜，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近期表示，“今年以来，民生银行新增对公贷款1500亿元，其中75%以上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目前该行民企融资余额超过14000亿元，占全部对公客户融资规模的55%以上”。民生银行将贷款资源倾向民企的同时，不良资产也并没有出现大幅飙升，去年民生银行的不良率是1.71%，而去年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是1.74%，民生银行的不良率还低于平均水平。

这一方面说明民营企业的风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同时也说明民营血统的民生银行比国有银行更懂民企。如果国内有更多的民生银行，意味着民营企业会获得更多的融资渠道。

政策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并没有限制。2014年，银监会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首批批筹了5家民营银行，分别为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东莞行。截至今年，民营银行一共获批17家，由于民营银行规模相对较小，和我国民营企业庞大的融资需求相比，这样的数量还远远不够。

从国外成熟经济体来看，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银行的贷款相比之下只是辅助渠道，而在我国的融资体系中恰好相反，银行一直是我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对民企而言，银行渠道难以获得足够的贷款资源，打通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成为更现实的选择，即将推出的科创板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小民企的融资需求。

科创板成立之后，不仅可以帮助很多上市的创新型企业实现融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即使很多暂时没有能力上市的科创型企业，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前期融资，因为科创板成立之后，给那些天使轮、A轮等阶段的风险资本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套现路径，如果没有科创板，很多初创阶段的企业都难以获得前期融资，毕竟将来能去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还只是少数，而科创板的成立，使得国内科创型企业上市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也将极大提升投资人对于初创阶段小企业的投资信心。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中小企业获得风险资金的扶持，具备进一步成长壮大的机会和空间。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越丰富，对于银行体系的贷款依赖程度就会越低。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福耀玻璃厂车间

重新定义民企

除了融资难之外，民企面临的另外一大难题在于市场准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玻璃门”“弹簧门”以及“旋转门”，甚至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没门”。

如果仅从政策层面来看，民企的市场准入问题并无任何障碍。早在2005年，我国工商局就出台了一份《非公有制经济36条》，这可以算是我国对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份顶层设计。这份文件的第一条就是“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电话号码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2010年，我国又出台了一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发展若干意见》，业界称之为“新36条”，第一条就是“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对于民间资本的准入领域做了进一步扩展和细化。

这两份“36条文件”，宋从政策层面彻底扫清了民企的市场准入问题，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民企在现实当中依然面临很强的市场准入障碍，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民企的市场准入问题有多方面的成因。有些是由于部分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本来就很高，即使政策上放开，民企也很难进入。像石油、电信、金融等行业，少数国有企业多年经营之后，已经形成了高度自然垄断，加油站、银行网点、电信基站等都已经相当饱和，即使是实力强大的外资，短期之内也难以撼动其垄断地位，民企想要拥有一席之地更加难上加难。这种垄断由于已经在客观上形成，短期之内依靠政策也很难破除。

在西安高新区综合服务大厅，工商局工作人员正为民营企业等办理相关业务

但是民企更多的市场准入障碍还是来自于人为设置，比如竞争性很强的PPP，地方政府虽然都是公开招标，但条件都几乎是为央企度身定制，最后也就形成了“央企吃肉，民企喝汤”的局面。

在中国经济向好的年份里，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都有充足的市场空间，因此民企面临的一些困难得以掩盖，但是一旦经济增速放缓，民企的困难就充分暴露出来。其中的原因在于，经济放缓之时，通常都是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政府主导的项目下，潜意识里对国企和民企还是亲疏有别，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也就导致了民企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民企的问题，必须重新认识民企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如果民营经济崩塌，仅靠国有企业是无法支撑起中国经济的，而民营经济复兴，才有可能拉动中国经济走出当前的低谷。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只有在充分意识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之后，才宋建设可能改变对民企的定位，确实认识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而不是将民企和国企对立起来看待，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对民企的定位，民企的市场准入问题将永远存在。

每当民企出现问题的时候，在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下，各级部门就会出现一轮扶持民企的春风。比如2016年出现民间投资雪崩，当时国务院曾经派出了9个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开展实地督查，重点督查是否存在市场反映的民间资本准入门槛高、困难多、阻力大等问题，后来民间投资很快止住了下跌的势头。

这一次民企再度爆发危机，中央的重视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上次，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都给予了积极回应，短期之内民企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春风。但是一旦热潮过去，是否将来对民企的扶持又会再度降温，民企过去面临的问题是否又会重新浮出水面？和运动式的救援相比，民营企业更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