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一九四三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上海一九四三的作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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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也有散文化倾向：异秉

汪曾祺

作家简介

 

汪曾祺，一九二〇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受教于著名作家沈从文。一九四〇年开始小说创作，一九四三年大学肄业，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发表短篇小说《鸡鸭名家》，一九四八年赴北平，经沈从文推荐供职于历史博物馆。一九五六年发表京剧剧本《范进中举》，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调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一九六三年参加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的改编，一九七九年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一九九七年五月病逝于北京。代表作品有《受戒》《大淖纪事》等。汪曾祺的语言自然质朴，叙事巧妙而不动声色，类似闲话拉呱而意味隽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的文学创作突破了一片苍白口号体语言的重重包围，开了一代新风，对其后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阅读提示

 

《异秉》写摆“熏烧”的王二的人生，作家从他自己的努力做活、从他的消遣、从别人的评价、从他周边的人与事的变化等各种侧面来表现，于散淡的语言中，见得精心的营造。青年读者需有些耐心，多读、慢读。

 

正文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就在保全堂药店廊檐下摆一个熏烧摊子。“熏烧”就是卤味。他下午来，上午在家里。

 

他家在后街濒河的高坡上，四面不挨人家。房子很旧了，碎砖墙，草顶泥地，倒是不仄逼，也很干净，夏天很凉快。一共三间。正中是堂屋，在“天地君亲师”的下面便是一具石磨。一边是厨房，也就是作坊。一边是卧房，住着王二一家。他上无父母，嫡亲的只有四口人，一个媳妇，一儿一女。这家总是那么安静，从外面听不到什么声音。后街的人家总是吵吵闹闹的。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了她的下蛋鸡的贼。王家从来没有这些声音。他们家起得很早。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头就推磨磨豆腐——王二的熏烧摊每天要卖出很多回卤豆腐干，这豆腐干是自家做的。磨得了豆腐，就帮王二烧火。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她就不用围着磨盘转了，只要把小驴牵上磨，不时往磨眼里倒半碗豆子，注一点水就行了。省出时间，好做针线。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费工夫。两个孩子，大儿子长得像妈，圆乎乎的脸，两个眼睛笑起来一道缝。小女儿像父亲，瘦长脸，眼睛挺大。儿子念了几年私塾，能记账了，就不念了。他一天就是牵了小驴去饮，放它到草地上去打滚。到大了一点，就帮父亲洗料备料做生意，放驴的差事就归了妹妹了。

 

分析

 

这家的特点是“和睦”，和则生财。

 

每天下午，在上学的孩子放学，人家淘晚饭米的时候，他就来摆他的摊子。他为什么选中保全堂来摆他的摊子呢？是因为这地点好，东街西街和附近几条巷子到这里都不远；因为保全堂的廊檐宽，柜台到铺门有相当的余地；还是因为这是一家药店，药店到晚上生意就比较清淡——很少人晚上上药铺抓药的，他摆个摊子碍不着人家的买卖，都说不清。当初还一定是请人向药店的东家说了好话，亲自登门叩谢过的。反正，有年头了。他的摊子的全副“生财”——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生财”，就寄放在药店店堂的后面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悬在二梁上的赵公元帅的神龛，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他把板凳支好，长板放平，玻璃匣子排开。这些玻璃匣子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地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地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就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他的主顾都是熟人，谁什么时候来，买什么，他心里都是有数的。

 

分析

 

写王二摆“熏烧”的生意状况：他的“生财”器具，他所占有的位置，他卖的东西，都写得扼要而鲜明，次序纹丝不乱。

 

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熏烧的洋瓷盘子，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到了买卖高潮的时候，摊子外面有时会拥着好些人。好天气还好，遇上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买他的东西的比平常更多），叫主顾在当街打伞站着，实在很不过意。于是经人说合，出了租钱，他就把他的摊子搬到隔壁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去了。

 

源昌烟店是个老名号，专卖旱烟，做门市，也做批发。一边是柜台，一边是刨烟的作坊。这一带抽的旱烟是刨成丝的。刨烟师傅把烟叶子一张一张立着叠在一个特制的木床子上，用皮绳木楔卡紧，两腿夹着床子，用一个刨刃有半尺宽的大刨子刨。烟是黄的。他们都穿了白布套裤。这套裤也都变黄了。下了工，脱了套裤，他们身上也到处是黄的。头发也是黄的——手艺人都带着他那个行业特有的颜色。染坊师傅的指甲缝里都是蓝的，碾米师傅的眉毛总是白蒙蒙的。原来，源昌号每天有四个师傅、四副床子刨烟。每天总有一些大人孩子站在旁边看。后来减成三个，两个，一个。最后连这一个也辞了。这家的东家就靠卖一点纸烟、火柴、零包的茶叶维持生活，也还卖一点趸来的旱烟、皮丝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挺敞亮的店堂变得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都无精打采了。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

 

分析

 

老名号源昌烟店的衰落：“原来，源昌号每天有四个师傅、四副床子刨烟……后来减成三个，两个，一个。……那座柜台显得特别的大。大，而空。”极其简略，寥寥几字，说得明白。

 

王二来了，就占了半边店堂，就是原来刨烟师傅刨烟的地方。他的摊子原来在保全堂廊檐是东西向横放着的，迁到源昌，就改成南北向，直放了。所以，已经不能算是一个摊子，而是半个店铺了。他在原有的板子之外增加了一块，摆成一个曲尺形，俨然也就是一个柜台。他所卖的东西的品种也增加了。即以熏烧而论，除了原有的回卤豆腐干、牛肉、猪头肉、蒲包肉之外，春天，卖一种叫做“鵽”的野味——这是一种候鸟，长嘴长脚，因为是桃花开时来的，不知是哪位文人雅士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桃花鵽”；卖鹌鹑。入冬以后，他就挂起一个长条形的玻璃镜框，里面用大红腊笺写了泥金字：“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羔五香兔肉”。这地方人没有自己家里做羊肉的，都是从熏烧摊上买。只有一种吃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酱油、醋，买回来自己加。兔肉，也像牛肉似的加盐和五香煮，染了通红的红曲。

 

分析

 

写食物，如上节的“蒲包肉”、这节的“羊羔”，都细腻而传神，仿佛看见了，很简单，也想买。

 

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最常见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小本经营的买卖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末一副春联，用于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虽然王二并没有想到贴这样一副春联——他也没处贴呀，这铺面的字号还是“源昌”。他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地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越显得源昌柜台里的一盏煤油灯十分的暗淡了。

 

分析

 

简单地介绍了春联的式样，用“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来写王二，其中特别写到一个物件“汽灯”——从灯光较为暗淡的“长罩煤油灯”到明亮的“汽灯”，实际的物件变化，也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来看。

 

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王二最爱听书。走到街上，在形形色色招贴告示中间，他最注意的是说书的报条。那是三寸宽，四尺来长的一条黄颜色的纸，浓墨写道：“特聘维扬×××先生在×××（茶馆）开讲××（三国、水浒、岳传……）是月×日起风雨无阻。”以前去听书都要经过考虑。一是花钱，二是费时间，更主要的是考虑这与他的身份不大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近年来，他觉得可以了，想听就去。小蓬莱、五柳园（这都是说书的茶馆），都去，三国、水浒、岳传，都听。尤其是夏天，天长，穿了竹布的或夏布的长衫，拿了一吊钱，就去了。下午的书一点开书，不到四点钟就“明日请早”了（这里说书的规矩是在说书先生说到预定的地方，留下一个扣子，跑堂的茶房高喝一声“明日请早——！”听客们就纷纷起身散场），这耽误不了他的生意。他一天忙到晚，只有这一段时间得空。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过年赌钱不犯禁，家家店铺里都可赌钱。初一起，不做生意，铺门关起来，里面黑洞洞的。保全堂柜台里身，有一个小穿堂，是供神农祖师的地方，上面有个天窗，比较亮堂。拉开神农画像前的一张方桌，哗啦一声，骨牌和骰子就倒出来了。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谁都可以来。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替人家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疤眼——他曾得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一大疤，小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巴颜喀拉山”，这外号竟传开了，一街人都叫他巴颜喀拉山，虽然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输赢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少。十吊钱推一庄。十吊钱相当于三块洋钱。下注稍大的是一吊钱三三四，一吊钱分三道：三百、三百、四百。七点赢一道，八点赢两道，若是抓到一副九点或是天地杠，庄家赔一吊钱。王二下“三三四”是常事。有时竟会下到五吊钱一注孤丁，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钱的抡元下到五百钱一注时手就抖个不住）。赢得多了，他也能上去推两庄。推牌九这玩意，财越大，气越粗，王二输的时候竟不多。

 

分析

 

写王二“发达”后的两件事情：1.听书；2.推牌九。这也有分别：爱“听书”的王二是拣每天下午一点到四点的空闲时间去听，既满足了“听书”瘾，又不耽误他下午出来摆“熏烧”的营生（他的明智之处）；“推牌九”是“过年赌五天”，因为“过年赌钱不犯禁”（他的有张有弛）。“听书”稍微简略一些，“推牌九”就不厌其烦地详写，他的两个赌友，抡元、疤眼，都各有性格，而发达了的王二跟他们相比，又有不同——（王二）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收房钱的抡元下到五百钱一注时手就抖个不住），这些是细微的人物性格刻画。

 

王二把他的买卖乔迁到隔壁源昌去了，但是每天九点以后他一定还是端了一杯茶到保全堂店堂里来坐个把钟点。儿子大了，晚上再来的零星生意，他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

 

且说保全堂。

 

这是一家门面不大的药店。不知为什么，这药店的东家用人，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从管事的到挑水的，一律是淮城人。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轮流回家，去干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他们的老婆就守十一个月的寡。药店的“同仁”，一律称为“先生”。先生里分为几等。一等的是“管事”，即经理。当了管事就是终身职务，很少听说过有东家把管事辞了的。除非老管事病故，才会延聘一位新管事。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因此，他对生意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东家从不到店，管事负责一切。他照例一个人单独睡在神农像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名叫“后柜”。总账、银钱，贵重的药材如犀角、羚羊、麝香，都锁在这间屋子里，钥匙在他身上——人参、鹿茸不算什么贵重东西。吃饭的时候，管事总是坐在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熬到“管事”能有几人？全城一共才有那么几家药店。保全堂的管事姓卢。二等的叫“刀上”，管切药和“跌”丸药。药店每天都有很多药要切“饮片”，切得整齐不整齐，漂亮不漂亮，直接影响生意好坏。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药是什么人切出来的。“刀上”是个技术人员，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饭时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头席总是虚着的。逢年过节，药王生日（药王不是神农氏，却是孙思邈），有酒，管事的举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保全堂的“刀上”是全县头一把刀，他要是闹脾气辞职，马上就有别家抢着请他去。好在此人虽有点高傲，有点倔，却轻易不发脾气。他姓许。其余的都叫“同事”。那读法却有点特别，重音在“同”字上。他们的职务就是抓药，写账。“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辞退时“管事”并不说话，只是在腊月有一桌辞年酒，算是东家向“同仁”道一年的辛苦，只要是把哪位“同事”请到上席去，该“同事”就二话不说，客客气气地卷起铺盖另谋高就。当然，事前就从旁漏出一点风声的，并不当真是打一闷棍。该辞退“同事”在八月节后就有预感。有的早就和别家谈好，很潇洒地走了；有的则请人斡旋，留一年再看。后一种，总要作一点“检讨”，下一点“保证”。“回炉的烧饼不香”，辞而不去，面上无光，身价就低了。保全堂的陶先生，就已经有三次要被请到上席了。他咳嗽痰喘，人也不精明。终于没有坐上席，一则是同行店伙纷纷来说情：辞了他，他上谁家去呢？谁家会要这样一个痰篓子呢？这岂非绝了他的生计？二则，他还有一点好处，即不回家。他四十多岁了，却没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因为他没有娶过亲。这样，陶先生就只有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了。每逢他的喘病发作时，有人问：“陶先生，你这两天又不大好吧？”他就一面喘嗽着一面说：“啊，不，很好，很（呼噜呼噜）好！”

 

分析

 

对老字号药店保全堂的介绍严谨而有趣，读这部分，我们知道了这样类型的老字号药店的规矩，知道各色人等的不同位置等级：管事、刀上、同事，他们之间的不同职业特点和行业的规矩，写得清清楚楚。最后落到一个相对可怜的“同事”陶先生身上……这算得上是风俗画了，即便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经验，但小说看来一清二楚，应该是可以做历史中的物质文明研究的材料。

 

小说也有散文化倾向

 

《异秉》是汪曾祺先生一九四八年的旧稿，一九八○年五月二十日重写。因此，这小说的内容、风物，都是一九四八年前的风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和善、体谅、圆融，可以转圜的——一九四八年前的风物，我个人理解是汪曾祺先生有意的，让这些人与事，脱离七十年代末的浮泛语境，人物才能较为真实生动地显现出来。

 

在小说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斗争”，而是“和谐”——虽然管事几次打算请陶先生走人，但陶先生也还在药店里。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九八○年“文革”刚结束不久时出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那个时代的反思，也有间接的冲击力。这跟阿城的《棋王》末尾的“和棋”，有异曲同工之意。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有散文化倾向，语言节奏平缓而有张力，被称为“闲话体”小说、诗化小说，但此“闲话”非市井闲话，而是经过作家精心提纯，在似乎“拉家常”的节奏中，隐含着脉脉深意，人物走向也从平淡中走向平和散淡，而非通常那样“走向绚烂”。

 

汪曾祺对明代散文、小说都极其熟悉，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深受明清散文传统影响，倾心晚明小品集大家张岱的作品，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汪曾祺的“闲话”小说类似明代的《豆棚闲话》，讲一些并非激烈的现实矛盾冲突，并不是设计极紧张的情节来吸引人，而以白描手法来关注普通乡村、市井人物——写人事而非时事，避开了现实的喧扰，反而更加空灵、扎实。他的语言精练有致，表达鲜活，三言两句就把一件事写清楚、把一个人讲明白。这样写一个普通时世的普通人，时代背景不明朗（大概给出的是民国时期），人物的分类也不明朗，不像后来那样分成三六九等“地富反坏右”之类。王二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市，以风物人情来看，恐怕是汪曾祺先生的故乡江苏高邮。

 

小说里的王二是个市井人物，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他的交游，都有自己的局限，但做人都踏踏实实，不坑蒙拐骗。王二家是家和事兴：他每天下午四点多到晚上九点多，做一个下午摆摊的“熏烧”，用心用力，诚诚恳恳，把这不起眼的一个小熟食摊，做得稳稳当当且慢慢扩大——从寄居老字号中药店保全堂的侧廊，渐渐做到进入了另一个老字号源昌烟店的店堂里，占了人家半边的店铺。这对一个勤勉的人来说，是逐渐发生的，不是突然得到的。但王二因此就积攒下了一些家当，先从养了一头驴开始，到不断开发新熟食如羊羔肉、野鸟桃花鵽、鹌鹑等，口碑信用俱佳，生意越来越好，以至于他本人产生了两个明显的改变：一是去听书，二是推牌九。而这两件事情，本来也不见得是有趣的，但作家都细细道来，把那些来龙去脉写得头头是道。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出现，如一阵春风吹过，消融了当时弥漫在文学与语言中的政治口号话语，让人们看到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魅力。现在读来，这些三十多年前的作品，甚至还是七十年前的作品，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时代局限。可见人事之于文学，还是最根本、最贴切的，而流行的时髦货，总是转眼就消失了。

 

小说以冲淡的气息、虚灵的语言，传递出一种淡淡的生命常态气息。汪曾祺不以恶意测度人事，即便是保全堂的许先生拿门闩狠命地打那可怜的陈相公，他也不用声讨的、革命的口气，而是通过那个煮饭的老朱来消解：“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思考

 

小说是写人的，文学是人学，不是其他什么玄学。但要在尘世千千万万的人中，写出一个“王二”来，却需要作家的独特眼光和高明技巧。小说的结尾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张汉”讲故事，简单地回到王二身上，顺势点题“异秉”，王二不解何为“异秉”，“张汉”再加解释。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也都是很难的，这部小说如此收尾，也是奇特。

 

延伸阅读

 

漓江出版社《汪曾祺自选集》（1987）、百花文艺出版社《汪曾祺散文选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