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A、AUM、宏观解释
第二、互为镜像
FPA和AUM两个指标均体现了综合金融的概念，通过建立这一统一的指标体系，这可以指引后续商业银行内部考核。比如判断客户团队对企金客户的服务能力，未来就不是简单地看传统的表内贷款做了多少，而是帮助客户做了多少债券、非标乃至权益等各种融资。同样，在评估对零售客户的服务能力时，基于AUM指标存款和代销理财等指标不再矛盾，这有利于提升客户对该机构的服务粘性。
第三、宏观映射
从社融指标看，我国FPA结构中90%还是以债性资金为主，其中60%为信贷融资。2021年全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高达31.35万亿元，其中63.60%来源于人民币贷款，22.38%来源于政府债券（2019年为18%），10.48%来源于企业债券（和2019年基本相当）。可以看出银行贷款和债券等债务性融资合计贡献了实体经济融资的95%以上。也即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仍主要有债务性融资为主，股权类融资的支持力度目前仍比较小。
二、宏观解释
和德国、日本等类似，我国也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从银行业资产与金融市场发展看，我国银行业资产超过200万亿元，大于股市和债市规模之和。基于2021年数据，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股市和债市规模之和是银行业资产的近4倍，日本一直被视作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但直接融资也很发达，股市和债市规模之和达到了银行业资产近2倍，其债市占比高主要是国债余额占了债市的75%。英国一直被视作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其银行业资产占比特别高有集中了跨国银行总部的原因。从金融资产占比看，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SB）2021年的专题分析，基于包括我国的全球29个经济体发现，2020年商业银行资产占金融资产的38.5%，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占48.3%，其他金融机构（主要是包括投资基金、结构性融资工具影子银行机构）占30.3%,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规模占比近60%。
从海外成熟市场经验看，信贷为主的融资模式不适用经济结构创新的要求。工业化时期企业经营相对稳定，银行给予持续的支持有助于企业扩张，而在数字化和信息社会，商业模式变化快，银行很难长期不变服务一个客户，随着企业的优胜劣汰，金融资源也需要配置到新的企业。从日本经验看，银行甚至会持股、派驻董事参与公司日常运作。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银行仍然要持续僵尸企业，这是日本市场出清慢、创新难的重要原因。
我国融资结构调整始于2013年，并且在2018年资管新规颁布后有了实质进展。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提速，监管对互联网金融、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有所放开，以信托、银行理财为主的资管规模迅速扩张，但相关资管产品背后的基础资产多为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非标债权。刚兑环境下，资管产品最终由相关资管机构乃至银行母行承担，这种“影子资管”的发展模式其实放大了系统风险。2018年的资管新规要求去通道、去杠杆、去刚兑，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银行理财产品纠正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消除监管套利，控制杠杆水平，缩短资金传导链条；另一方面推动净值化、长期化、公募化和标准化，资管产品竞争力度由过去机构刚兑加持转向管理能力和客户服务等。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以来，行业复合增速放缓至2%，但各子行业分化明显，通道类业务快速压缩，2021年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规模均重回升势。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是经济转型和融资方式转型的必然结果，资管业务相比银行传统信贷业务，更加符合直接融资、股权融资的要求。
资管规模的扩张满足了居民AUM指标需求，带动了银行体系内FPA规模的壮大。我国“资管AUM/名义GDP”、“资管AUM/M2”两个比例与美国相比还有差距，以银行理财和公募基金为主的净值型产品规模约60万亿元，假设达到美国资管AUM/名义GDP的水平，我们判断我国相关公募型净值产品还有一倍以上扩张空间。
